積極構建綠色發展新動能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面臨深刻的調整與變革,經濟結構醞釀調整,同時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趨勢暗流涌動,全球可持續發展不確定性增加。在這一形勢下,迫切需要進一步明確綠色發展的新動能,並構建相關制度和政策,激發綠色發展的驅動力,破除傳統發展的路徑依賴,找到綠色發展轉型升級的新路徑和制度保障。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依靠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優化升級”,“加快創新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這明確了發展新動能轉換的方向和動力。

    1 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的背景

    當前,全球經濟正在綠色轉型,我國的綠色轉型也正進入快車道,同時,我國正更加緊密地融入全球環境治理進程。這些背景都為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提供了可能。

    新舊動能轉換,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需要關注三大背景和趨勢。

    第一,全球經濟正在綠色轉型。這種綠色轉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持續了近十年,很多國家和地區在尋找經濟發展新動能時,都加大了綠色經濟發展的力度,視綠色、低碳經濟為發展的新引擎。

    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推出近8000億美元的經濟復興計劃,其中1/8用於清潔能源的直接投資以及鼓勵清潔能源發展的減稅政策,同時加強對能源和環境領域的科研投入與總體部署,希望通過投資綠色行業帶動就業。歐盟2009年啟動綠色經濟發展計劃,計劃投資1050億歐元支援此計劃在各成員國推行,其中540億歐元和280億歐元用於幫助歐盟各國執行環保法規和研究創新廢棄物的處理技術,以此推動歐盟綠色就業和經濟增長。英國于2009年頒布《英國低碳轉型計劃》和《英國可再生能源戰略》,計劃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供應比例達到15%,綠色能源領域産生的電力達到總量的40%。南韓于2009年發佈《綠色增長國家戰略》,明確要通過發展綠色産業推動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計劃到2030年可再生新能源産值由2007年的5億美元提高到1300億美元。而2015年聯合國通過、2016年開始正式實施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更是標誌著全球綠色轉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強調:“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提供了一個解決挑戰和相關問題的具有連續性的全面框架。這些目標是普世的,既適用於發達國家,又適用發展中國家。目標需要成員國以平衡的方式來解決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目標的執行必須顯示出包容性、一體化和‘不讓一人掉隊’的原則;目標應該得到有效執行方式的支援,同時還必須能夠促進社會公正、機構有效性以及持久的和平。”因此,未來幾年將是全球和區域環境治理的調整期。

    第二,我國的綠色轉型正在進入快車道。當前我國已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這種新常態正在促使經濟發展模式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級,産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發展的動能正在從過去的重化工、大投資驅動向服務業和消費拉動轉變。

    改革開放前,我國以工業為主導,工業增加值佔GDP的40%,這種趨勢一直到2006年開始下降。到2016年,服務業的比重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60%,我國三大産業的比例為8.6:19.8:51.6。這種結構變化對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影響的壓力開始呈現正面影響,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十二五”時期,我國工業廢水排放量及廢水中的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別下降了14%、17%和23%,工業廢氣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了23%和32%,一般工業固體傾倒丟棄量下降了87%。從“大氣十條”實施3年的情況看,2016年,全國PM10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15.5%,74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30.6%,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分別下降33.0%、31.3%和31.9%。

    因此,“十三五”時期是生態環境品質改善的關鍵時期,也是實現綠色轉型的攻堅期,更是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的落實期、實現綠色發展的窗口期和機遇期。

    第三,我國正在更加緊密地融入全球環境治理進程。全球環境治理有兩個重要行動,即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我國率先頒布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國別計劃,在遏制氣候變化、推動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是積極的參與者、實踐者和引領者。與2005年相比,2015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産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8.6%,比2010年下降21.7%;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2.0%;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3278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26.8億立方米左右。在2014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我國提出要構建亞太綠色供應鏈網路的倡議;2016年在杭州召開的G20領導人峰會上,我國提出的綠色金融倡議也成為會議的重要成果。這些都標誌著我國在國際環境治理議程中一改過去被動者、參與者角色,正在發揮著推動者、實踐者和引領者的重要作用。

    2 綠色發展新動能的來源

    公眾的現實需求可以創造出巨大的政策和市場需求,促使我們將優美的生態環境品質作為發展的目標,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

    綠色發展的新動能就是能夠激發和保持綠色發展的驅動力。在新形勢下,這種驅動力來自6個層面。

    一是公眾對生態環境品質改善的強烈需求。當前,公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應有內涵。生態公共産品包括了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質、安全的食品、優美的人居環境等。公眾的現實需求可以創造出巨大的政策和市場需求,促使我們將優美的生態環境品質作為發展的目標,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

    二是供給側深度和持續的結構性調整。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進入深度結構調整階段,淘汰落後過剩産能初見成效。我國正在加快産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構建綠色、迴圈、低碳發展的産業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生産和投資越來越向綠色化方向發展。研究表明,綠色投資將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顯著拉動作用。以2013年為例,當年環保投資為4479.5億元,拉動環保産業總産出5103.9億元,産出拉動系數為1.66,拉動環保産業增加值1448.5億元,增加值拉動系數為0.47。

    三是消費方式的轉換與升級。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消費方式的轉換與升級,我們要做的是如何促進綠色消費,構建有利於綠色消費的行為模式和制度體系。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已經超過50%,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服務消費、中高端工業消費品、食品等將成為消費結構轉型的主力和發展的動力,以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為原則,以綠色産品為對象的綠色消費已成為綠色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四是綠色環保技術的創新驅動。綠色環保技術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最具潛力的時代,綠色環保技術的創新也受到了廣泛關注,得到資本市場的巨大投入。特別是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技術的發展,為綠色環保技術帶來了重要的技術創新和突破的機遇,這些節能低碳綠色環保的技術可以成為新經濟的基礎。比如,2016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行業就業人數達到了350萬人,佔全球這個行業就業人口的40%,太陽能、風能和其他可再生的能源已經成為我國新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對整個亞太乃至世界經濟都會産生重要的影響。《BP世界能源展望(2017年版)》顯示,未來20年,我國將是可再生能源增長的最大來源,其可再生能源增量將超過歐盟和美國之和。

    科學創新的巨大推動作用使得過去不可能做的事,或者要付出巨大環境代價的事變成可能。比如交通方面,“網際網路+”、大數據平臺促進了共用單車的蓬勃發展,綠色出行成為大眾可以選擇的交通方式。過去瀝青路面的鋪設要排放大量的煙塵,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採用新技術鋪設,煙塵會降低一半以上。科技創新的進步,已經成為綠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源泉。

    五是“一帶一路”等新型倡議蘊涵的巨大綠色發展潛能。“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多來,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一批有影響力的項目落地實施,形成了區域大合作的格局。應該認識到,“一帶一路”不僅蘊含著國際産能合作的巨大潛力,也蘊含著綠色發展的潛能。“一帶一路”順應了互聯互通為主要特徵的新型全球化趨勢,可以促進産品、資訊等的流通,降低環境成本,實現資源和環境的優化配置,將綠色發展的理念和實踐全面融入“五通”建設中,構建以綠色、低碳為特徵的命運共同體。我們需要做的是如何構建有效合作機制,如綠色技術合作平臺、綠色金融機制等,將綠色發展的潛能轉化為現實的可持續發展的力量,構建一條生態環境資訊共用與保護的高速路。

    六是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成為新動能的催化劑。2030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所確定的目標,代表著我們需要實現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也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範式的轉換,要求我們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革。聯合國強調,要通過發展籌資、科學技術創新、加強機構能力等方式確保推動2030可持續發展17項目標、169個具體指標的實現,其過程既是區域和國家層面走向綠色發展的路徑,也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催化劑。

    3 用政策和制度激發綠色發展的新動能

    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品質改善明顯的地區給予正向獎勵,特別是處於綠色發展新動能轉換期間,要特別重視正向激勵的作用。

    要將潛能轉化為現實的綠色發展新動能,需要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目前,生態文明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與環境保護的政策制度創新、“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推進、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和環境治理體系的改革已經成為綠色發展的深層動力。

    首先,構建正向激勵綠色發展的制度體系。

    從市場層面上來講,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需要建立一種提供綠色供給的激勵機制,包括將生態環境價值評估納入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要全面開展環境成本核算,並應用於生態補償制度安排和各項相關工作中。繼續改革國家和地方幹部考核制度,督促各級政府以正確的政績觀落實新發展理念,鼓勵各地開展綠色競爭,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品質改善明顯的地區給予正向獎勵,特別是處於綠色發展新動能轉換期間,要特別重視正向激勵的作用。加快綠色財稅制度改革,支援綠色産業發展。繼續推動綠色金融改革,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業融資渠道。

    其次,推進重點領域的綠色轉型。

    大力推進農業、工業、服務業等重點領域的綠色轉型。農業方面,要按照供給側改革的要求,大力發展種養結合式生態迴圈農業;採用綠色農業加工方式,改善産品品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工業領域綠色轉型方面,要特別重視製造業的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新動能轉換,要著力避免一個誤區,即不能忽略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的綠色轉型和發展,片面強調轉向第三産業就是綠色轉型,特別是過於強調第三産業中的資訊化、金融業等虛擬經濟。要推動“網際網路+”、機器人等新興技術與製造業的結合,提高製造業的資源能源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促進構建綠色製造體系。要充分認識綠色製造業仍然是綠色發展的基石。綜合運用規制、稅收、關稅、出口限制等管理手段提高現有工業體系效率和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服務業方面,要發揮新興服務業對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的推動作用。重視旅遊業對環境,特別是自然保護區內生態系統及對當地社區的綜合影響,將其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領域。

    三是以2030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契機,建設綠色“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區域和國家都是生態環境的脆弱帶,或者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獨特地區。應該秉承綠色絲綢之路的建設理念,考慮在重點區域聯合開展環境評估,最大限度地避免大投資和經濟活動對當地生態環境産生的影響,也包括貿易帶來的環境影響。

    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區域內各個國家都認同的價值理念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可以此為契機,提升“一帶一路”國家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力。建議將綠色發展的理念和實踐貫穿“一帶一路”中的“五通”要求,包括圍繞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特別是生態環境目標的要求,加強政策對話與交流。加強國際産能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綠色化水準,圍繞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建設綠色經濟走廊。促進綠色貿易體系建設,促進綠色産品的貿易,包括環境産品和環境服務業的貿易,以環境影響大的大宗貨物貿易為試點,推動和構建綠色供應鏈和綠色價值鏈體系。以落實綠色金融指導意見為契機,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基金,構建綠色融資體系。

    作者單位:中國-東盟(上海合作組織)環保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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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綠色發展,新動能,全球治理
( 網站編輯:錢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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