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書單

2018年04月13日 16:53:13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 段春娟

  前段時間看到消息,説汪曾祺先生生前的書房已整體遷移至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中。作家蘇北寫過《汪曾祺的書房》一文。想來這是他晚年住房條件改善後才整出的。當年住房跼踀時連個“下蛋”的地兒都沒有,遑論書房。他自己原也説過生性隨便、不藏書、不做筆記之類的話,但不能否認,汪先生絕對是個酷愛讀書、飽讀詩書的人。

  讀書是暗功夫,是為一個人插上“隱形的翅膀”。寫作更是受閱讀的影響。汪先生專門寫讀書的文章並不多,大概只有《開卷有益》《讀廉價書》《談讀雜書》《書到用時》等數篇。從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閱讀史及對讀書的態度,主張隨性讀書、讀雜書等。

  本文所涉書單不是汪先生書房中的書,而是常見於其筆下、那些對他産生過重要影響的書。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類:傳統文化、外國文學、雜學、民間文學。筆者試著從這方面入手,走進他的閱讀世界,探討閱讀與寫作在汪先生這裡有著怎樣的呈現。

  傳統文化類

  汪先生書畫兼擅,古典詩文隨手拈來,語言雅致精確,有“最後一位士大夫”之美譽。這源於幼年的積澱。他説自己是在“溫柔敦厚的詩教里長大”(《認識到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十一二歲時跟祖父讀《論語》、背唐詩;跟韋子廉先生學桐城派古文,對他所傳授的姚鼐《登泰山記》、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等諸篇留有深刻印象,説自己的作品講究文氣就很受桐城派的影響。與此同時,還跟鄉賢、名中醫張仲陶讀《史記》。“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記》,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麼看,只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一輩古人·張仲陶》)初中時又跟著老師高北溟讀歸有光、鄭板橋。説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悽婉”,跟自己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説裏還時時迴響著歸有光的余韻”;説鄭板橋詩文中藹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動。

  小學、中學時代大量讀宋詞,《漱玉詞》《斷腸詞》《劍南詩鈔》都讀過。高中時還買過一部詞學叢書,一首一首地抄,既練書法,又略窺詞意。他説詞中的情緒應合了少年無端感傷的心,“到現在我的小説裏還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見《自報家門》)

  除了幼年時的家傳、中學時代的熏習,待到了大師雲集的西南聯大,汪曾祺更是接受著傳統文化的深深浸染。他對面向新生的通識課《大一國文》大加嘆賞,認為選文獨具匠心。聞一多先生的唐詩、楚辭課,朱自清先生的宋詞,唐蘭的“詞選”,王力先生的“詩法”課,楊振聲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課”,另還有左傳、史記、杜詩諸課,都對年輕的汪曾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讀過的書籍不經意間就出現在他的筆下。比如在談到文學創作的語言問題,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讀過的書:説《史記》裏用口語記述了很多人的對話,很生動;説《世説新語》以極簡筆墨摹寫人事,“全書的語言都很講究”,記錄了很多人的對話,寥寥數語,風度宛然;説《陶庵夢憶》的語言生動,有很多風俗的描寫。在創作談中他也常建議年輕人多讀一些古曲作品,這實在是其經驗之談。

  外國文學類

  汪曾祺接觸外國文學是在上大學前。高三時為避戰亂,躲在鄉下的庵中,隨身所帶是《沈從文小説選》和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日後他曾説這兩本書改寫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學道路,“屠格涅夫對人的同情,對自然的細緻的觀察給我很深的影響”(見《西窗雨》)。但大批量地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則是在西南聯大時期。

  這期間汪曾祺讀過尼采、薩特、伍爾夫、紀德等。他對巴爾扎克提不起興趣,説他總是站在讀者之上,有些欺負讀者;對托爾斯泰也不喜歡,直到四十多歲時才勉強讀了《戰爭與和平》;對莫泊桑和歐·亨利也不感興趣,説他們“耍了一輩子結構”,但顯得很笨,實際上是“被結構耍了”。他鍾情于契訶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説契訶夫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喜歡散文化的結構,喜歡他把文字丟來丟去的,這正是他的現代性所在;説阿索林的小説“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他喜歡長篇《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等意識流式的小説,説《追憶似水年華》“纖細、飄飄忽忽”,還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寫個像這樣的自傳性的長篇。

  青年時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意識流的影響,那時寫就的小説《復仇》和《小學校的鐘聲》,就有意識流的味道,很空靈。曾有人認為他的小説是有點“洋”的,應是指這一時期的作品。

  寫于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説是汪先生自陳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及他對外國文學的態度。他認為年輕人寫東西要多嘗試,濃麗華美都不為過,不要一開始就流於平淡。但他也主張,要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要納外來于傳統,融奇崛于平淡。想來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雜書類

  北京有個青年問他:“你的修養是怎麼形成的?”他説:“古今中外,亂七八糟”,並勸這個年輕人要廣泛地吸收。

  汪曾祺讀雜書的興趣大概始於十一二歲,那時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嶺表錄異》《嶺外代答》,就對筆記、遊記類的書産生了濃厚興趣。“這一類書的文字簡練樸素而有情致,對我作品的語言風格是有影響的”(《開卷有益》)。《嶺表錄異》是本地理雜記,為唐人劉恂所撰,記述嶺南異物異事,尤其是各種魚蝦、海蟹、蚌蛤的形狀、滋味和烹制方法,嶺南人喜食的各類水果、禽蟲也有記述;《嶺外代答》為宋代地理名著,記載了宋代嶺南地區(今兩廣一帶)的社會經濟﹑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及物産資源﹑山川﹑古跡等情況。

  汪曾祺在江陰南菁中學讀高中時,常逛書攤,買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書。多是供人消遣的筆記小説、雜書類,如《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續齊諧記》等,還有餘澹心的《板橋雜記》、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等。

  西南聯大的翠湖圖書館、係圖書館、茶館都留下他深夜苦讀的身影。從《南昭國志》到福爾摩斯,逮著什麼看什麼,甚至讀過講驗屍的《宋提刑洗冤錄》等等。

  聯大畢業後在上海的兩年,他常和黃裳等人逛舊書攤,買過掃葉山房的《景德鎮陶錄》、張岱的《陶庵夢憶》及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董解元西廂記》等雜書。《董西廂》對他影響很大,常在文章中引以為例:“董解元把韻文運用得如此熟練,比用散文還要流暢自如,細緻入微,神情畢肖。”(見《小説筆談》)

  歸納一下,汪先生所讀雜書大約可分為遊記類、草木蟲魚類、飲食類、風俗節令類幾大塊,而這也多能對應到他的創作上,他的散文也大致分為這幾類。

  前文提到,汪先生喜歡遊記類散文。他本人也喜歡到各處遊歷,據有心人統計,中國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個青海沒去過。所到之處也多留有文字,像《滇遊新記》《天山行色》《湘行二記》《初訪福建》等皆是。

  草木蟲魚類文章也深為汪先生所喜歡。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他多次提及,還在小説《晚飯花》的開頭引用了原文。鄉人王盤的《野菜譜》也甚得其心,給予很高的評價,説其有“人民性”。他常看法布爾的《昆蟲記》,説從中知道知了是個聾子,著實高興。為寫瓢蟲,他曾專門寫信給好友朱德熙,請後者幫忙推薦一位昆蟲專家以便請教,還借來《中國經濟昆蟲志·鞘翅目·瓢蟲科》一書並通讀一過。肯在這種書上花心思,自然也反映在創作中,這一類散文在汪曾祺創作中也佔有一定比重。

  汪曾祺大學時代就讀過元人食譜《飲膳正要》,甚至還饒有趣味地研究驢皮的製作。《隨園食單》必也讀過,他曾批評袁枚只會吃不會做。為寫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檢《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諸書,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遂得出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的結論……汪先生的談吃散文,寫得活色生香、搖曳多姿,更為難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僅憑多吃幾回的所謂美食家所能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動人的風俗畫卷,《大淖記事》《歲寒三友》《受戒》等莫不如是。有評論家稱其小説中有風俗畫,他自己也不否認。他喜歡看風俗畫,也愛看各種講風俗的書。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他細細看過,那些講風俗的書《荊楚歲時記》《一歲賀聲》都愛翻翻,放在手頭經常看的是《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認為“這樣把記兩宋風俗的書匯成一冊,于翻檢上極便,是值得感謝的”。像宋元筆記中《夢溪筆談》《容齋隨筆》他都很感興趣,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有關各地民俗的記敘。

  汪曾祺這樣定義風俗:“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風俗“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他還説:“風俗中保留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並對這種童心加以聖化。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風俗有這麼高的評價,對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濃郁的風俗風情就不難理解了。

  民間文藝類

  汪曾祺先生筆下汪洋恣肆的雜家氣象,除了他博采雜書的原因,還有民間文藝的浸潤。當然這源於他獨特的經歷。1950年代他在《説説唱唱》《北京文藝》《民間文學》等刊物做編輯,還因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風收集民歌,這讓他有機會接觸閱讀大量的民間文藝作品。“語言文化的來源,一個是中國的古典作品,還有一個是民間文化,民歌、民間故事,特別是民歌。因為我編了幾年民間文學,我大概讀了上萬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覺得中國民間文學真是一個寶庫。”(《小説的思想和語言》)他曾説過:“敦煌變文、《雲謠集雜曲子》、打棗桿、挂枝兒、吳歌,乃至《白雪遺音》等等,是野菜。因為它新鮮。”(見《四方食事·野菜》)這是汪先生對民間文藝的態度。

  正因有著這樣的淵源,汪先生對民間文藝造詣很深。早在50年代就寫過《魯迅對於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發表于《民間文學》1956年10月號。“文革”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説,而是有關甘肅民歌的論文《“花兒”的格律》,還寫過《讀民歌札記》《我與民間文學》等。他説過:“我甚至可以武斷地説,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説家的。”(見《兩棲雜述》)這麼強調民間文藝,實在是他的“現身説法”。

  汪先生和戲曲的緣分也深,年少時學唱青衣,上大學唱過崑曲, 60年代以後開始在北京京劇團做編劇,一做二十多年直至離休。這些經歷都讓他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戲種。而戲曲也是民間文藝的主要形式。汪先生在編劇上頗有建樹,不僅創作了諸如《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文學性極強的劇本,還寫了不少戲曲方面的理論文章,被徐城北譽為“一腳梨園一腳文壇”。他自己也認為戲曲對其文學創作有著較大影響,有人説他的小説有“音樂感”,他認為這與會唱幾句京劇、崑曲,寫過幾個京劇劇本都有關係。

  (作者:段春娟,係山東財經大學副編審)

標簽 - 漢魏六朝,戴名世,植物名實圖考,南菁中學,經濟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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