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原因

    英國脫歐、義大利公投和美國大選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引發了對第三波民粹主義浪潮的討論。政治現象的出現背後往往蘊藏著經濟動因,這構成個體行動的共同歷史條件。當前一個歷史條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其影響包括三個層面:在全球層面,經濟全球化陷入困境;在地區層面,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遭遇挫折;在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和不平衡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因為經濟增長低迷而日趨嚴峻。由此看來,西方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原因可以分為國內、地區和全球三個層次。

    西方民粹主義興起的國內經濟原因

    從國內經濟層次來分析西方民粹主義興起,美國表現的最為明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裏茨曾做過這樣的統計:2016年美國全職男性僱員的收入中位數低於42年前的水準,對於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來説,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額工資的全職工作也越來越難。位處收入分配底部群體的實際工資,依然停留在約60年前的水準。美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在過去60年中表現良好:國內生産總值增長了近6倍,但是在大規模減稅政策之下,這些增長成果落到了位於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一批人手裏。其結果,從1971年以來,中産階層失去了在美國社會中所佔的多數,至2014年,中産階層在整個社會所佔的比例是49.4%。反觀之,0.1%的最為富有的家庭卻擁有了90%的財富。這種財富格局,一方面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統意義上西方發達社會那種典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蛻變為拉長的“水滴型”社會結構,少數人握有大量財富,佔據了財富版圖的金字塔頂。另一方面,社會結構的轉變帶來社會多數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滿:不滿精英統治,改變國家治理現狀,改變少數人壟斷國家權力資源成為當前社會的普遍呼聲。

    美國財富版圖的這種轉變究其根源,還在於財富的産生方式。概括來講,資本和勞動是産生財富的兩種方式。但在資訊化的今天,這兩種財富産生方式創造財富的邊界並不一樣。就個體勞動者而言,大到極致每天只能勞動24小時,且不可持續,因而勞動産生財富的邊界是有限的。但是,資本因為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隨意流動,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不眠不休地産生財富。如此一來,勞動和資本兩種産生財富方式導致了“富者恒富,貧者恒貧”的財富積累分化。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的減稅政策更增加了資本産生財富的規模,加劇了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産生更為懸殊的兩極分化結構。華爾街因為精英治理的放縱而成為民眾反對精英統治的最大靶子,其根本的原因也在這裡。

    客觀地講,美國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並非始自今日,但今天的經濟環境卻加劇了財富的兩極分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乏力。這對於任何外向型經濟體而言,都以為將國內財富分配蛋糕做大的難度加劇了。由此就看到,一方面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用來分配的財富增長速度嚴重低於了兩極分化增長的速度,其結果是固有的兩極分化在這個時間節點被空前放大了。在這种經濟背景之下,不信任精英統治,“求變”成為普通民眾的第一訴求,至於變得更好還是更壞則是第二個問題。當特朗普在大選中將議題聚焦于經濟領域時,登臺一呼,應者蜂起,也就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地區經濟合作與民粹主義的興起

    從地區合作的視角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很多英國民眾對脫歐持贊同觀點。歐盟自《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以來逐步統一了各成員國的貨幣,推出新的國際流行貨幣——歐元。但是,歐盟始終沒有統一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這就為經濟狀況尤其是財政狀況不太好的成員國,借助於歐元這一國際硬通貨的信用來發行國債從而維持國內的財政運轉提供了可乘之機,其結果導致國家的債務與國家的財政狀況相脫節。當成員國的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時,債務危機由此而始。2008年特別是2009年以後,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等被稱為“歐豬五國”的成員國相繼發生國家債務危機,原因也在這裡。

    坦率地講,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的英國雖然經濟持續低迷,但始終沒有惡化到發生國家債務危機的程度。這一方面得益於英國經濟的基本盤保持了穩定,另一方面跟英國沒有放棄英鎊也有一定關聯。正反兩個方面的考慮,使得部分英國民眾得出這樣的判斷,歐盟的養豬行為拖累歐洲和英國的發展,加入歐盟不僅使英國沒有獲取預期的經濟收益,反而有受到牽連之虞。這就使英國人産生這樣的認知:與其是組團養豬,倒不如自家過日子更為放心和省心。

    從歐盟運作程式看,歐盟拖遝、無效的決策機構與英國所承擔的費用完全不成比例,也加劇了一些英國民眾對歐盟的抵觸心理。以歐洲議會為例,歐洲議會共計有785名議員,英國佔據78席,絕對數量並不少,但相對影響力(即,歐盟內各國選民相對影響力)只有1.08,在25個成員國中位居倒數第二位,僅高於德國的1.00。和從歐盟獲得的津貼和財政退款相比,英國每年需多向歐盟繳納近90億英鎊。政治決策的低效、極低的相對影響力再加上高額的繳納費用,使得很多英國人認為,對歐盟的無效投資是在白白浪費納稅人的錢,不如將之投入到國內更為需要資金的領域以提高國內就業、醫療教育和國民福利。

    這兩種心理認知,成為很多英國人執意要與歐盟分家的根源。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相對遲緩的鄉村和邊遠地區,這種心理更為普遍。

    全球化對傳統依附理論的修正

    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依附理論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是一種依附、被剝削與剝削的關係;在世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中心—週邊”層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構成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家處於世界經濟的週邊,受著發達國家的剝削與控制。其結果就是,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處於貧困落後的狀態,世界也就呈現出發展與落後的兩極分化格局。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大批發展中國家借全球化之機利用後發優勢展現出了遠超過發達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潛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崛起,至2010年世界財富版圖出現變遷,東方國家擁有的財富自16世紀以來首次超越西方國家。財富格局的變遷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産生了極大的心理衝擊,一些民眾包括精英階層認為,全球化雖然促進了西方世界的發展,但其收益遠沒有達到預期,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更是出乎這些人的預料。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在全球化潮流中的發展狀態,也在修正著傳統的“中心—週邊”理論判斷。歐美國家的財富格局已經表明,並不是所有的群體和階層都在全球化進程中收益,工薪階層與邊遠地區的發展和財富積累速度遠遠滯後於資本持有者和中心城市。這樣一來,在發達國家內部又形成了一個“中心—週邊”財富分配結構。週邊的階層與地區也就成為民粹主義和反精英主義聚集源。

標 簽:
  • 民粹主義,經濟動因,成員國,2008年,依附理論
( 網站編輯:張利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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