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

2018年09月07日 13:12:57
來源: 學習時報 作者: 易承志 周子鈺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這一重要論斷,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作為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也必須堅持共建共治共用的原則,進一步促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這是新時代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向更深層次推進的關鍵所在。

  實踐經驗

  從實踐層面而言,近年來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實踐探索中,出現了不少圍繞全民共建共用社會治理格局這一戰略部署進行建設的創新型嘗試個案。例如通過建立社區、社工、社會組織、社區志願者“四社聯動”機制,推行共商共議的民情議事體系,以居民需求為導向,注重精細化服務,建立服務設施配套、服務隊伍健全、服務時效持續的社區治理服務體系,逐漸形成了居民“共同參與、共同協商、共同解決”的共建共用機制,群眾參與率和滿意度不斷提升;再如依託原有的“大聯勤”網路系統,以深化“大聯勤”機制為抓手,開展“大聯勤+”專項行動,在城市治理、環境整治、小區治理等多個領域同時推進,遵循“重心下移,力量下層”的原則,將城市社會治理許可權下沉到各社區,探索建立區、街道、社區(村)縱向聯動工作平台,加強條塊協同,初步建立起了“大聯勤+”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新機制。此外,還有“一核多元”社會治理模式、“一主一體三化”多元化社會治理格局模式。這一系列的探索實踐為共建共治共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面臨的挑戰

  “共建共治共用”是社會治理格局建設的目標導向,也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構建的創新要求。然而,當前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建共治共用仍面臨一些亟待突破的挑戰。

  首先,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建”需要實現建設主體範圍廣泛性和目標整合性的統一。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建”要求盡可能擴大建設主體的涵蓋面,充分發揮各主體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同時需要圍繞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總目標對不同主體的目標進行整合,防止各主體的目標衝突並影響總目標的實現,增強共建力度和效果。

  其次,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治”需要實現治理主體的集體理性和結構優化。這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克服“共治”可能帶來的“搭便車”難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治”要求治理主體積極參與、共同協作,通過合理的角色分工和權責配置來達到優於各主體簡單數量相加的效果。但由於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成果的公共性,各治理主體都能夠共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所帶來的成果而不論其是否付出了努力。因此,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成果所具有的共用性可能導致治理主體産生“搭便車”的心理。如何激發各治理主體的參與意識,且有效克服城市基層社會“共治”可能帶來的“搭便車”難題成為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治”面臨的一大挑戰。二是解決治理結構不優的難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共治”結構的形成要求各治理主體有力和有為。然而,當前作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公眾和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雖不斷成長,但還不足以適應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新形勢帶來的新要求,也阻滯了共治結構的形成。

  最後,推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用”需要實現不同利益關係的合理平衡。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妥善處理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係,合理回應差異化的利益訴求,實現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成果共用的公平公正;二是妥善處理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係,避免個體的利益帶來集體行動的非理性。

  路徑選擇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構建共建共治共用的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在實踐過程中應緊緊圍繞“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原則和要求,不斷提高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

  強化黨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構建的領導。在宏觀層面,黨依靠其強大的政治領導力,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優勢和作用,保障人民依法有序地參與到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當中來,為新時期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提供了穩固的治理資源和制度框架;而在微觀層面,黨依託自身的組織和資源優勢,有效協調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加強城市基層社會矛盾預防和化解機制建設,從而推進共建共治共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格局的構建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協同化、專業化的實現。強化黨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構建中的領導,應著力於不斷加強黨的城市基層組織建設,不斷探索和創新黨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領導方式,不斷提升黨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領導能力,充分發揮黨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領導核心作用。

  促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多主體合作共治。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共建共治共用要求以政府、社會組織、公眾個體等多主體合作共治為前提,實現三者在治理過程中的相互耦合、協同發力、合作共治。這就要求要明確三者在治理過程中的權責邊界,理順三者在治理過程中的位勢和關係。對於政府而言,一方面,在合作共治過程中,應秉持責任理念,在為社會提供制度支撐、公共政策和法治環境等核心公共事務領域繼續發揮主導權和核心優勢。尤其是在社會治安、公共安全、生態治理等公眾關注度和需求度高的公共事務領域,政府仍應繼續發揮主導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自身的成長和能力的提升,政府應向社會進行適當有效的放權,跳脫出傳統政府對社會自上而下的單邊管控模式,不斷加強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參與作用。與此同時,應不斷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的積極性,使得未來社會組織和公眾能夠以更加自主的社會治理主體姿態參與融入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促進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合作共治。

  應加強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法治保障。法治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推進共建共治共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基礎性保障。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建設。一是應加強社會治理領域的立法工作,通過制定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來明晰各主體的權力責任範圍,構築權威的社會權責配置機制。例如可通過立法來保障已有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制度的有效運作,進一步規範政府權責。二是要在已有法律規範框架下用法治模式來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在法治的框架下建立健全一套社會治理的標準體系和公共服務操作流程,確保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在法治框架下運作,不僅有利於明確和落實各主體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權責關係,而且有利於增大各主體在共建共治共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的獲得感。

 

標簽 - 基層社會,管控模式,根本政治制度
網站編輯 - 師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