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3期

論政府與社會組織關係從協作到合作的轉型

在工業社會的背景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在本質上是“協作”關係,而非“合作”關係。協作關係的特點在於,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僅存在著契約型的信任,政府行為具有控制導向性與社會組織具有非自主性,官僚制組織是協作關係的組織基礎等。在高度複雜的後工業化背景下,協作關係面臨著各種挑戰和困境。化解協作困境的主要途徑在於,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應該建立一種基於信任的合作關係。
2017年第3期

精準扶貧下農村反貧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續性研究

實現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是精準扶貧的內在要求,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則取決於農村反貧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續性。而末端治理的可持續性又體現為村級組織自身的可持續性、村級組織與政府關係的可持續性、村級組織與村民關係的可持續性、村級組織與社會組織關係的可持續性以及村級組織與企業關係的可持續性。基於村級組織與其他各扶貧主體關係之間出現的不可持續性表現及原因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在精準扶貧的目標下實現村級組織與各主體間利益相容的合宜路徑。
2017年第3期

在深化制度治黨中完善黨內法規制度

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凸顯和深化制度治黨,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突出內容和鮮明特點,也是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強大動力和根本遵循。在深化制度治黨中完善黨內法規制度,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一系列辯證關係: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關係,堅持統籌推進、一體建設;黨紀與法律的關係,堅持紀在法前、紀嚴於法;“破”與“立”的關係,堅持“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信任與監督的關係,堅持制度激勵和制度監督有機統一;制度與道德的關係,堅持以思想道德建設涵養黨內法規制度。深化制度改革,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快補齊黨內法規制度短板,是深化制度治黨、堅持依規治黨的重中之重。
2017年第3期

越南革新開放在世界社會主義改革浪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越南的革新開放是世界社會主義第二次改革大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從1978年開始的第二次改革大浪潮中,越南堅守社會主義革新道路,大大鼓舞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信念。越南社會主義政治革新的一系列措施和制度建設,在許多方面衝破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既為越南的社會主義革新提供了發展的保障,也為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
2017年第3期

社會主義思想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發展

從1516年《烏托邦》發表到19世紀40年代科學社會主義創立,烏托邦社會主義歷經300多年的發展,其內容越來越豐富,理論越來越完善,對現實制度的觀察與批判越來越深刻,對理想社會的構建也越來越接近科學的形態。社會主義從烏托邦發展到科學的過程,是一個空想色彩日漸淡化、糟粕成分不斷被剔除、科學內涵越來越充實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揚棄與超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生形態,促成了社會主義由烏托邦到科學的飛躍。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為1847年6月剛剛建立的共産主義者同盟起草的黨綱《共産黨宣言》發表,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
2017年第2期

現代性視野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成與價值

人類文明的發展,依賴於承載價值觀的制度體系和道德體系的支撐。核心價值觀濃縮和表徵著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符碼與深層邏輯,形塑著特定民族的精神氣質與行動邏輯。
2017年第2期

寬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底蘊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遭遇著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現實主義與霸權主義的掣肘。從寬容這一理念出發,可以從主體、行為與制度三個層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路徑進行理解。
2017年第2期

從建構、進化到嵌入:民主制度建設的認知模式及其發展

認知模式是民主制度建設的認識論基礎。理論界關於民主制度建設的理解,主要存在“建構論”,“進化論”、“嵌入論”三種模式。
2017年第2期

毛澤東、共産國際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共産國際進行了強勢干涉,而這引起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早期部分領導人的抗爭。
2017年第2期

十八大以來黨對網路社會治理的探索

堅持黨的領導、政府引領、多方參與,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網路社會治理的基本經驗。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關於網路社會治理的理論創新、戰略規劃和領導體制改革等方面。
2017年第1期

黨內政治生活時代性的初步釋義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強調,要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性。新準則鮮明飽滿的時代氣息,正是我們黨增強黨內政治生活時代性的突出體現。通過對新老準則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發現,新老準則之間“堅持、加強、繼承、創新”的辯證統一關係,正是黨內政治生活時代性的內在邏輯。從這一角度出發把握黨內政治生活時代性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對提高黨內政治生活品質、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繼續深化全面從嚴治黨,具有一定的價值意義。
2017年第1期

我國環境問題的現實邏輯與應對指向

環境問題涉及到民眾的切身利益,涉及到社會的和諧穩定,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在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的積極治理下,我國的生態環境已有明顯改善,但環境事件依然時有發生。通過梳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環境問題的有關講話,結合羅爾斯正義原則,分析我國環境問題下社會正義的缺失及其成因,並最終在羅爾斯正義原則的啟示下,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提出協同治理為問題的應對指向。立足於達成社會正義的價值思考,建構協同治理的治理模式與對策,才能有效達成我國環境問題的消解。
2017年第1期

耕地佔補平衡指標跨省交易的幾個理論問題

耕地佔補平衡是耕地保護補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的總量動態平衡制度是耕地佔補平衡制度在宏觀上的反映。隨著部分地區耕地後備資源的枯竭,以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為單位的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制度似乎遇到了無法克服的障礙,亟待開展跨省域的佔補平衡。同時,業已開展的耕地佔補平衡省內指標交易在指標屬性、指標權屬、指標交易規則等重大問題上都存在理論表達不清的問題,需要予以研究和澄清。
2017年第1期

著力增強黨的自我凈化、完善、革新和提高能力

黨內政治生活的性質和特點決定,改善黨內政治生活的著力點不是直接完成黨各項具體任務,而是要增強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強健黨的機體,從而為完成這些任務提供可靠的組織保障。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應突出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