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策在民生制度建設中的作用

2018年01月12日 09:37:20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 熊躍根

  一個發達和成功的現代社會,不僅要有健康的和富強的經濟體系,還需要有比較完備的民生制度。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應該構建怎樣的民生制度,既是關乎現在也是關乎未來的大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道路有其豐富的內涵與特殊性。近年來,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不斷增強國力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改善民生保障和增強人民獲得感的重要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而建立和完善中國的民生保障制度和城鄉一體化的公共社會服務體系,是實現上述目標的核心任務。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上還有明顯的差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有自身的發展優勢和政黨制度,在扶貧開發和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仍然需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經濟發展品質和提高教育與科技發展水準等方面作出更積極的努力,在社會建設和軟實力領域通過有效的制度建設,為社會穩定和發展奠定更為紮實和長久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民生制度基本上是以就業為主的單位制福利和以基本需要為內容的補缺性福利,前者是一種在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再分配體制,後者基本上是一種基本的社會保護機制。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變遷進程的加快,中國的民生保障制度逐漸發生變化,即由單位制福利向社會化的或市場化的福利模式過渡。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國內經濟與社會發展等方面日益受到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建立與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結構相適應的民生保障制度成為普遍共識。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促進民生保障建設,推動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由傳統的補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邁進。這種普惠型的民生制度,是一種覆蓋全體國民的、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社會政策和社會公共服務機制,它既不同於過去的以孤寡老人、殘疾人、棄嬰等在內的特殊困難群體需要為主的補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於福利國家的統一的、均等的高福利體制,而是基於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和強調公民權利與義務統一的民生保障制度,它意味著社會政策與社會公共服務的受惠人群由過去的部分居民向全社會公民擴展,從而進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社會權利,並提升公民的尊嚴與獲得感。

  在現代國家,社會政策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社會政策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治理社會的機制與社會權利的配置體系,逐漸從補缺型發展到制度型,從傳統的救助型演進為發展與預防型,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與衝突,促進了不同社會階層的融合,縮小了貧富差距,保證了政府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方向,是有效實現包容性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中國已經進入到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依靠社會政策理性決策和有效實施,是促進中國國家能力提升,實現民族復興和強化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保證。

  參照和結合發達國家民生制度建設的先進經驗和社會政策實施的積極後果,中國在民生制度建設中可以加大社會政策發揮作用的空間,而不僅僅局限于將社會政策視為經濟政策的補充,也不局限于把社會政策的功能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托底。實際上,當前發達國家在科技研發和工業製造上的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其良好和完備的社會政策的實施,這也是民生制度發展的結果。例如,北歐國家的教育均等化政策、英國等國家完備的家庭政策等,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代際替換的平穩過渡,避免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對適量勞動力需求的過大缺口,減少了民生制度中社會保險繳費的壓力。有鋻於此,中國要進一步拓展民生制度發展的空間,在社會政策領域深入做文章,在體制機制上下功夫,通過針對性的社會政策實施,改善經濟發展方式與人民共用經濟發展成果之間的匹配關係。

  在未來,中國的民生制度建設應基於國情,立足自身文化傳統,結合開放型社會的綜合特點,重點解決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根據中國實際國情與人口—資源關係的現狀,我國的民生制度應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且在福利理念與工作倫理上,注重家庭的照顧功能與個人勤奮努力的傳統。第二,同歐洲福利國家等齊劃一的普惠主義原則不同,中國的普惠型民生保障制度在一定時期仍要體現有差異的平等,在不同歷史時期城鄉分別建立了各自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服務制度,通過“先有後好”的漸進發展方式,逐步邁向未來城鄉統一的民生保障制度。第三,在民生的責任承擔方面,應體現基本的民生保障為國家責任,同時也要注重發展不同責任主體共擔模式,避免形成超級政府或回歸到國家大包大攬的模式,要充分體現國家、企業、新型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責任關係。在新的民生保障制度責任共擔模式中,國家或政府主要在社會立法、社會政策制定和稅收資源配置等方面承擔主體責任,同時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通過項目模式起到引領示範作用;企業通過安排就業、社會保險參與和稅收貢獻維護民生責任的正義性與公共性;社會組織通過資源籌措、專業或志願服務提供以及良好的基層互動關係,促進政府與大眾的溝通與交流,減少公共權力與民眾之間的溝通鴻溝,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增加公共權力運作的透明度;個人的責任則主要通過積極就業、繳納社會保險與相關稅費,履行公民的責任與義務,同時通過參與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志願服務活動,增加個人的社會信用和良性社會資本,拓展自身生活與公共生活的參與空間。第四,通過建立普惠型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構建新型社會關係,促進包容型社會關係的發展,增加社會經濟發展的正能量。政府應在民生保障和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通過更有效和更彈性的立法與制度安排(如稅收制度改革)刺激富裕階層參與社會公益事業,這對於發展民生、推進社會服務對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護具有積極意義。

  (作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標簽 - 社會政策,制度建設,社會立法,制度發展,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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