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人民的名義?

  唱著主旋律,還能在豆瓣上獲得高分評價,劇情情節亦成為社會討論焦點,順帶帶火劇中人物。無疑,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已成為一部現象級作品。隨著電視的熱播,劇中演繹的黨政官員的腐敗、官僚階層的痼疾不時刺痛民眾的神經。黨為什麼會腐化?黨抗拒腐化、長期執政的根本在哪?黨如何贏回民心?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新書《信任人民: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對這些問題作了深入回答。

  筆者早年曾出過本題為《法治與“民主”迷信》的自選集,收錄了些上世紀末期的文稿。承蒙人民大學出版社熱情支援,編輯王海龍同志選編了這本《信仰人民: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政治傳統》,輯錄新世紀以來的一些文稿,大多討論國家進步與代價的邏輯。既為一介書生,當然十分感謝公開記錄思想變化軌跡的機會,感激為編審此書做了大量繁瑣工作的同志。因筆者思想和寫作能力有限,文章品質參差不齊,在此也順便向讀者致歉。

  潘維教授

  (一)

  回顧這些文章,回顧我國的巨大成就及世界形勢的迅猛變化,筆者首先感嘆的是“轉型論”之淺薄和在認識論上對治國理政的誤導。

  我國實力高速增長,在世界上的地位飛速躥升,剛獲得“世界工廠”稱號僅十來年就因勞力和環境成本過高而放棄,向世界研發中心邁進。一夜間,看似無解的農村人多地少矛盾居然變成勞力短缺和耕地拋荒的矛盾。鼓勵生育的需求已迫在眉睫,限制生育的法規和機構卻來不及清除,至今説不清生第三胎是否會被懲罰。原先對“西方極樂世界”的仰視忽然變成了平視。要大學文科與美國大學文科“對標”,要文科教授用英文在美國發表著述,在新一代人眼裏已是教育界遺老遺少們的文化怪癖。

  世界形勢也在飛快變化。千禧年後的幾年,全球政學兩界熱議美國獲得了堪比羅馬帝國的地位,將長期執世界牛耳。僅十來年光景,那些曾致洛陽紙貴的著作已被遺忘得一乾二淨。與上世紀末期一個超級大國驟然解體類似,中國及世界的巨變也出乎世界和中國人自己的預料。這再次提醒我們,高度的不確定性是太多偶然之聚合,近代以來的常態,現代世界的必然。

  在不斷的風雲變幻中,流行了二十年的“轉型期論”顯現出與生俱來的淺薄。轉型沒有終結何來轉型期?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何時不在轉型?從廢奴大內戰開始,美國又何時不在轉型?蘇聯東歐轉型了三十年,誰曾想到轉成今天這模樣?非進即退,進退都是變化,變化是永恒的。

  “轉型期論”者自己腦子裏有個理想社會模型,然後就空談轉型期乃至轉型期“規律”。其實人們對“理想之型”向來缺乏共識,而且各派的社會理想都在不停地變。國民黨連政權都丟了,其早年昭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成了明日黃花,民進黨政權更不會把自己套入國民黨的“憲政階段”。同樣,共産黨人在革命時描述的理想社會也肯定不是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計劃經濟,更不是十年“文革”,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會把“成熟的市場經濟”當核心任務。

  熱衷“轉型”是因為“先知”有預判:中國勢將變成他們想像中的西方社會之型:政府與市民會社兩分、多黨自由競選執政、被法治嚴密保護的純粹市場。但這“極樂世界”距我國的共識及現實很遙遠。無論“真經”如何,中國式佛教與印度原生佛教的目標不同,演化路徑更不同,差距不止十萬八千里。而且,玄奘取經剛回國,“西天”自己的佛教聖殿先就坍塌成了一堆廢墟。

  百年前我國學人翻譯外國國名時反映了那時知識分子對列強的幻覺。“英吉利”大吉大利又有蓋世英雄,“法蘭西”有蘭花般的浪漫又有孟德斯鳩的《法意》,“德意志”有鋼鐵意志和康得《永久和平論》闡發的德性,“美利堅”遼闊美麗,還堅固、重利益。至於其他文化類似的國度就胡亂譯為這個“牙”、那個“牙”了,殊不知那些“牙”也曾執一時之牛耳。還有那個一度更神聖的彎道超車楷模,被音譯成“蘇維埃”,大約譯者也對之莫名其妙或心情複雜。因拼命學也學不像,且有“準西方”之疑,還忽然就自殺了,今人便不提。

  Soviet音譯為“蘇維埃”

  想像全中國將“轉型”成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美利堅、或蘇維埃,百多年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西洋崇拜,拔著自己頭髮企圖離開腳下老大中國的土地,替代不了大城市飛漲的房價,替代不了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小康社會主義訴求,替代不了14億人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養小孩、送老人。連往哪轉都不確定,何來“轉型期”?

  不能學西漢王莽依照概念和理想模式治國,不能指望花一次性大代價建立一勞永逸的“制度”。明明“天理”(西人稱“自然法”)昭彰,總有官員抱怨“無法可依”,那是庸、懶、貪的藉口。整天忙活立法而非執法,我國離“法治”就漸行漸遠。立法易、廢法難,法多國必亂。不同時間對不同事情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執法行政無所適從、動輒得咎,行政成本就暴漲,稅費負擔就激增。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永動機”是鬼話而非人話。“約法三章”的漢初生機勃勃;當漢律累積到千幾百條,漢家天下的氣數就盡了。特朗普高調宣佈以“立一規須廢兩規”來振興美國,大得民心,常玩破産的地産商當選了美國總統。

  治國只能是出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警覺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通過解決主要矛盾來扎紮實實地取得社會進步。鄧小平同志要求“摸著石頭過河”,卻不定義“河”的另一側是什麼。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麼,甚至不感興趣。他認為貧困已成眼下大患,不論合不合法,先大膽操作由窮變富的變革再説。但四十年後我國的主要矛盾還是創造財富的手段落後於他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往哪變,要看決策者的主張是否實事求是,是否注重百姓的主要關切和基層涌現出的有效解決方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如此,才能讓我國持久生機勃勃。

  一部世界史無非大國興衰史。執政者有“兩利相權取其重”之勇,致有大國之興。但天上不掉餡餅,世上沒有不付代價的成就。成就越大,成本越高,巨大的代價伴隨了我國近七十年的巨大進步。國家由盛轉衰往往在於因循,只重成就不看成本漸漲,成本最終壓垮成就。

  唐朝中期以降,軍權過重的痼疾持續了兩百年。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創了繁榮穩定的宋朝,卻是尚文不尚武、遍地腐敗、國土越來越小的小中華,終陷滅頂之災。久安之道在於執政者有“兩害相權取其輕”之明,不斷發現缺點、失誤,指出降低成本的方向、方法。由於降低成本的辦法往往出於“為往聖繼絕學”,昨非而今是,昨是而今非,社會就走向未知的前途。進取是勇敢;保守是美德;實事求是地平衡變革與保守是治國者的重任。

  若小平同志復活也會對當今的中國頗感驚訝。無論三十年後的中國變成什麼模樣都不會符合“轉型論”者們的預設。1919年之際,誰曾想像了三十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軍隊?與政策主張不同,信誓旦旦地預言未來社會模式是自作聰明。

  (二)

  回顧這些文章,第二個感嘆是我國快速繁榮昌盛的代價。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舉世公認,但代價也在明顯上升,最沉重的代價是執政黨的品質下滑和腐敗現象的增長。“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黨的品質決定中國的未來。十八大以來的黨中央用霹靂手段從嚴治黨,扭轉了腐敗蔓延之勢。我熱烈支援這個政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論坊間流傳何種非議,從嚴治黨的政策應毫不懈怠地堅持住,直到黨恢復自己謙虛謹慎、廉潔自律的公眾形象。

  黨為什麼會腐化?根本答案是人的本能: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因創造財富而興,卻被財富腐蝕而衰。世上沒有永動機,沒哪個執政集團能永不腐化,沒哪國能永遠興旺。多黨競爭制度能防腐化?沒有比這更淺薄的判斷了,理論上説不通,更與歷史和現實不符。長壽之方是科學,但長生不老是迷信。根本答案指出最後命運,卻無現實用處。長生不老不可能,但長壽之方真實存在。

  就政權的長壽之方而言,古人説的“上善若水” 頗有魅力。老子自己解釋説:“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他那神秘、解釋一切的“道”居然近似水的道理。

  何為水的道理?第一是利萬物,而非重在利高貴;第二是趨下,總往高貴所不恥的卑下地方去,與底層群眾在一起,艱苦樸素,不以琴棋書畫、詩酒茶花的鑒賞力為榮;第三是不爭,順勢而為,謙虛謹慎,“俏也不爭春”。

  《呂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戶樞(即門軸)不蠹(音堵,即蟲蛀)。”朱熹也感嘆,“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江河之水藏污納垢,卻蕩滌反動,能衝破一切前行路上的障礙。若我黨能與百姓水乳交融,同甘共苦,時時想著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自然上下同心,何愁保持“先進”,何來“覆舟”之憂?但“損有餘而奉天下”的“天之道”能敵“損不足以奉有餘”,贏家通吃的“人之道”?畢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故有載舟覆舟的往復迴圈。正所謂“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擔心眼下的從嚴治黨“治標不治本”並非無理。但那個“本”,即病根,不是什麼能致政權長生不老的“制度”,而是執政黨逆水而行,不復願意“處眾人之所惡”,脫離普通群眾,脫離群眾的情感和日常訴求。表面上,執政就是自上而下就大政方針發號施令。但那是執政的結果,不是執政的原因。執政黨首先是黨,沒有黨就談不上執政,更談不上長期執政。純粹的科層體系不過是空中樓閣。

  黨是做什麼的?黨的任務是紮根基層組織社會。什麼是執政權?組織基層社會的能力、權力就是執政權。國民黨喪失執政權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而是早就丟了,或者從未得到過。喪失了組織基層社會的能力、權力,就無以組織和領導人民自治,社會秩序就紊亂乃至大亂,群雄並起——誰有能力組織基層社會誰就取而代之。

  美國政府讓大富之人組織“市民會社”(civil societies),即各種NGO(非政府組織),投入組織社會的錢免稅。也就是説,讓資本家用屬於政府的稅款去教育群眾、組織社會。所以,美國真正的執政集團並非臺面上四年換一次的政府,而是那些組織社會的資本家。但美國的NGO越來越腐敗,平均行政開支佔到總支出的八成以上,幾乎盡入私囊。儘管有數年一度的多黨競爭大位,當今美歐多國政府陷入精英與平民的訴求之爭,陷於基層社會組織相互爭鬥,正在兩個極端中劇烈搖擺。

  無論古今中外和國家大小貧富,科層體系都不可能單獨治國,人民自治向來重於科層之治。這是政治鐵律。科層體系能辦國家“大事”,卻辦不了居民社區裏日常的“小事”。社區自治組織能辦“小事”,卻辦不了國家的“大事”。然而,居民社區生活的“小事”恒定重於國家“大事”,因為“民心”主要繫於“小事”而非“大事”。共産黨早年無錢無槍,辦不了國家“大事”,卻走訪基層認認真真地組織村莊社區,辦妥了民眾的“小事”,農村包圍城市,在民心上擠死了有錢有槍、內部卻充斥往上投機鑽營之徒的國民黨。

  “小事”重於“大事”、基層社區重於科層體系,我國知識界在《周易》時代就理解透徹了。

  三陽爻在上、三陰爻在下是“否卦”;三陰爻在上、三陽爻在下是“泰卦”。乾陽之氣天然上升,官員要以政績謀升遷;坤陰之氣天然下降,百姓過日子彼此得斤斤計較。上升之陽置於上、下降之陰置於下,雙方必然背道而馳;而下降之陰置於上、上升之陽置於下,雙方則相會相交。於是,陽上陰下的“否卦”代表險惡,卦辭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而陰上陽下的“泰卦”代表吉祥,卦辭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如此,“小事”比“大事”重要,基層社區比科層體系重要。科層體系謙虛謹慎,重視和尊重社區自治,以社區自治組織為上,就有國泰民安。三千年前中華的老祖宗就這樣精彩地理解和詮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道理。

  為何自漢朝至清朝兩千年來的歷朝歷代都聲稱“以孝治天下”?有家庭的“孝悌”才有基層社區的“忠信”。有社會的“忠信”才有政府的“禮義廉恥”,即“國之四維”。這是説政府之治乃是以基層社區之治為基礎的。

  費孝通先生提出“鄉紳中國”概念,意指傳統中國的治理實為鄉紳之治。第一,鄉紳屬“儒黨”,鄉紳之治即基層儒門弟子領導的自治,與政府由儒門弟子組成是有機一致的。第二,社會核心價值觀乃治國之至要,其興衰的道理也是類似。

  19世紀的中國鄉紳

  筆者剛指導卞恒沁同學完成了其三十余萬字的博士論文,《古代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興衰》。他以漢代經學和宋明理學為例,論證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興衰取決於兩大要素:基層社會是否有組織;基層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是否相互支援。第三,鄉紳中國也是科層體系行政成本低廉,百姓不負重稅,主要朝代均壽長達三百年的原因。第四,“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施政的根本在於了解和回應基層百姓的訴求。黨如果喪失了紮根基層理解群眾疾苦的能力,喪失了動員和組織人民自治、讓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就退化成從國庫自上而下發慈善買平安的科層體系了,就會喪失主導政府宏觀政策的政治方向。風起于青萍,浪起于微瀾。科層體系沒根,禁不起大風大浪,所以歷朝歷代都稱其治道是“以孝治天下”。

  而今,執政黨有演化成科層行政體系的趨勢,很令人擔憂。

  第一,黨與科層制的政府本不是一回事,黨有近九千萬黨員,幾乎每十個成年百姓中有一個。問題不在於黨是否要領導政府,執政黨當然要領導政府,政府當然要實施黨制定的大政方針。問題是黨怎樣才能領導政府?大政方針由何而來?如果黨自己變成了政府,還有黨領導政府的問題?那反而是黨取消了自己。

  第二,一旦黨演化為純粹的科層行政體系,行政會不計成本地去完成一波接一波的“政治任務”,行政執法的專業水準和必需的成本收益精算就會成為次要。層層競相“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的文山會海會使“黨政體系”內的官員們忙得昏天黑地,“5+2、白加黑”,但組織百萬居民社區自治的政治任務和在社區內執行與百姓日常生活相關法規的行政任務反而缺人、缺錢、缺時間。

  第三,科層化的“黨政體系”內有嚴密組織起來的近千萬黨員;但在市場上討生活的普通黨員與“黨政系統”的區隔越來越明顯。除了交黨費,八千多萬普通黨員只比普通百姓多做一件事:恭聽官員宣讀網上都有的官方文件及參加從網上抄文件要點的“考試”。

  第四,科層化趨勢導致黨的性質發生改變。很多大學生入黨是要考入“黨政體系”、脫離群眾去“當官”,而不復是為紮根基層、組織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高尚。而今,“黨政體系”和“事業單位”以外的勞動由市場機制組織,最大的就業市場是民營企業。進了民營企業,大學畢業的黨員們就沒空參加黨的活動也不願交黨費了。而且,在私營企業裏建黨的目標並不清楚。黨組織在勞資關係裏支援員工還是老闆?黨組織是代老闆做市場決策還是當老闆管理員工的工具?有黨員身份的員工“跳槽”,黨組織就沒了?企業垮了黨組織也跟著一起垮?

  如果黨需要密切聯繫群眾,首先需要動員“黨政體系”外的普通黨員。如果八千萬普通黨員除了交黨費就是參加形式主義的政治學習,沒有使命,沒有光榮,更無從監督“黨政系統”裏的官員,他們會認為自己與黨和黨的命運有關聯?

  (三)

  除了黨的品質下滑,我國繁榮昌盛的第二大代價是大量城鄉居民社區喪失了自組織,淪落成一盤散沙。這與黨的科層化趨勢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人民大眾在市場上辛勤勞作不是為勞作本身,而是為在居住社區裏生活,為更美好的生活,為8小時之外的16小時,為5天之外的2天週末,為每年將近1/3時間的節假日,為了養小、送老。居住社區還是社會公德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不愛社區共有的家怎麼可能愛國家?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大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曾莊嚴宣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現代居民社區裏的“小事”早就不是滿足人們基本的生存要求了。糾紛來自商住混合、房東與房客、違章建築、物業管理、垃圾處理、噪音擾民、寵物貓狗、佔道停車、送小孩上學拼車、老人買菜做飯、陪伴説話以及臨終需要醫院接納,等等。但“小事”就是民心,久拖不決會變成“大事”,還會爆炸。

  而今,城鄉大量居住社區淪為一盤散沙,公德不彰。沒組織可依賴的居民們只好自救,自私自利,互坑互害,彼此佔彼此和公共集體的便宜,國家的便宜更是不佔白不佔。

  鄉村盛行六合彩之類的賭博。大城市裏到處是違法、違規現象,諸如商住混合、樓頂違章建築、樓下圈地和挖地下室、野蠻裝修危害居民樓結構、肆意佔社區共有財産便宜、拒繳物業費讓鄰居們為自己承擔公電、電梯、清潔、保安、技術設施養護維修等費用。

  居民、政府、物業管理公司都沒有集體共有財産觀,滿腦子充斥私有財産觀念。私有財産觀在現代城市生活裏早就陳舊過時。現代城市人生活在有電梯的高樓裏,大樓在結構和各種管線等基礎設施上是社區集體的共有財産,小區內的空地、花園、噪音、垃圾也共有,一損俱損。除地理區位,居民樓的生命、壽命、價格都取決於居民們把幾乎均等份的財産集體信託給專業的物業公司管理。而今居民樓公共區域又臟又破,各種共有管線等基礎設施損毀嚴重,衛生條件惡化,抗交物業費與物業服務下降成了惡性迴圈。

  還有,大城市房子貴,很多勞動者買不起,要租房居住,但租房市場一片混亂。房東沒組織,房客沒組織,有組織的仲介賺錢不擇手段,還哄抬房價。房東、房客、仲介形成了三角互坑互害關係。

  然而,居委會、街道、派出所、城管,眼睛向上,忙著為上級辦“大事”、完成“政治任務”,沒錢、沒空、沒人手來社區進行“吃力不討好”的執法。所有“小事”都推給物業管理公司,出事就向物業公司課種類繁多的罰款,但物業公司並無執法權,連收取十來年沒漲過的物業費都難如登天。如此,遍地出現“破窗效應”,一個窗子被打破沒人管,很快所有窗子都被打破。居民們鬱悶、心懷不滿,絕望地想組織起來。

  組織“業主委員會”是當下大城市業主們的激烈訴求,卻因自私分裂基本組織不起來。缺乏行政和執法支援,有了組織也不頂用,業主委員會甚至經常被佔鄰里便宜和帶頭違法的霸道居民劫持。包括宗教勢力在內的國內外各種勢力看到我國居住社區陷入自組織的真空,紛紛前來滲透,混亂的居民社區裏無不點綴著教會和NGO租賃的房屋。混亂的城鄉居民區就是居住在“單位大院”及“高尚社區”難以感受到的“眾人之所惡”的低處了。

  常見有官員和學者辯稱社會失序是因為社會進步導致“利益多元化”,卻忘掉西方多元社會的居民社區秩序井然。與西方深厚的社會組織傳統截然不同,中國缺少清晰穩定的階級劃分,卻有深厚的獨立小農傳統,居民們自私自利,極難産生健康的基層社會自組織,一盤散沙的臟和亂是常態。

  在美國,房屋買賣和租房仲介完全分開。房屋買賣仲介需要通過嚴格的法律資格考試以獲得證書;但租房仲介卻是由“居委會”規範的、非盈利的志願服務機構,在固定區域內只可有一家。房東免費在此機構貼出租廣告,租房者則在固定期限內以成本價獲取資訊列表。房東與潛在房客自行談判,談成了房東會通知服務機構撤下出租資訊。

  科層體系專為辦“大事”而生,“小事”只能由扁平組織辦,由社區自組織動員群眾們自己辦。與建國早期不同,社區組織不會涉足居民的“私事”,“私事”當然是居民自己的事。國家辦“大事”,社區辦“小事”,居民自己辦“私事”。“黨政系統”辦了許多漂亮的“大事”,但解決不了“小事”,百姓與黨離心離德怎能不是必然?而今因為“小事”辦不好,國家建設的“大事”得不到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援,也逐漸不好辦了。當我國居民們在互坑互害,大量居民社區的秩序每下愈況,人人不滿,社會秩序焉能不緊張?

  而今不少黨政官員相信“錢能辦到的事都不是事”,於是花錢“維穩”,雇傭大量協警、城管、保安,再加上高科技的攝像頭、手機監控、大數據。如此“維穩”,成本越來越高,人力、財力越來越緊張,百姓稅費負擔居高不下。

  當代政治的特徵是認同政治,認同組織的政治。基層行政執法機構執行力的前提更是基層社區自己有組織。少數不安分的人最先看清“維穩”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按鬧分配”的,小鬧得小利,大鬧得大利,不鬧不得利;但這冷了絕大多數本分百姓的心。心灰意冷的人們正猶豫著是否跟著一起鬧。於是“黨政系統”又有了向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外包”社會服務的“創新”。有些地方連“黨的建設”也“外包”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官做老爺,花錢買平安。無怪乎“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組織基層社會,為人民服務,為自己居住的社區居民服務,所以我們加入中國共産黨高尚、光榮。我黨有近九千萬黨員,幾乎每十個成年人中有一個。這麼龐大的“義工”組織,有人、有錢、還領導著政府的行政和執法力量,黨卻要把組織社會的責任和權力“外包”出去,且不説承擔“外包”服務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需要騰挪大比例的經費做行政開支甚至“利潤”。

  共産黨在每個村莊建立支部,有組織基層社會的出色本領,所以能取代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共産黨當然有自己的科層機構,但不能喪失扁平組織這一黨的基本性質。喪失了扁平性就沒有黨、只有科層體系了。扁平的黨組織才是黨的科層體系有執政權的緣由。“處眾人之所惡”的基層黨組織,而非廟堂上的領導機構,才是黨的最大活力和權力所在。基層黨支部不應因上級搞“黨建檢查”而被迫偽造數年支部活動記錄,不應是上級壓迫的對象。基層組織是為人民服務的主體,也是監督上級、督促上級,拒絕腐敗的主體,是黨生命力的全部基礎。

  筆者對黨重走“群眾路線”,既解決黨本身的腐化問題又解決組織基層社會的難題,充滿了希冀。在國家的上升期,看到和承認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希望,黨員交納的黨費至少一半要撥付給該黨員居住的社區,把黨費和黨員在自己居住社區裏的帶頭作用緊密聯繫起來。工作社區組織資源過剩,黨費應該向居住社區傾斜。用社區黨員的黨費把社區裏居住的退休黨員們組織起來,建設社區黨支部、黨小組,支援社區黨支部的活動。在職的黨員們多出錢,退休的黨員們多出力。黨員都有從本職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黨,終生是人民義工,迴圈往復無窮盡。為什麼當黨員高尚、光榮?因為黨員出錢、出力,服務於自己社區居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九千萬黨員在每個居民區裏以身作則,組織居民辦“小事”,我國數以百萬計的社區就都會井然有序,十四億人民就安居樂業。如此,黨員們的共産主義情懷就有了實在的寄託對象。

  我希望,每個居民小區、每棟居民樓都有黨支部、黨小組。黨員居民都亮明身份,帶頭組織業主委員會、房客委員會、學童家長會、老年康樂會、寵物交流會、傢具電器交換會……基層為大,基層黨組織是執政黨最重要的組織,能調動派出所、居委會、城管、街道等行政執法資源,支援黨解決社區居民們的糾紛和困難。“中國共産黨就在你身邊”從電視廣告中走出來成為現實,群眾就會感到踏實有依靠。如此,我黨在每個有黨員居住的社區裏都會享有崇高聲望。

  我希望,選拔“黨政系統”幹部必須以服務基層社區組織兩年為必要條件,使黨政幹部全部來自基層,有組織群眾的經驗,並因組織群眾自治、解決社區“小事”的本領而升遷。把“群眾”組織成“人民”的能力是我黨最重要的幹部資源,也應是組織路線的核心標準。幹部們每次升遷需要上黨校,但黨校應撥出幾個月讓學員們去最混亂的基層社區組織居民,為居民自治組織排憂解難,讓居民們而非黨校教員們評估他們回爐學習的成效。入黨不是為當官,絕不是為當官做老爺。恢復了與人民的血肉和情感聯繫,我黨才會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權力和權利。黨以基層百姓自組織的訴求為政治路線和大政方針的起點,方能“不忘初心”。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以基層組織為重,才有中華政治的悠久道統,即“以民為本”、“以孝治天下”。因為組織群眾自治、自己解放自己,因為組織起來的人民有無窮盡的偉力,所以中國共産黨能推翻“三座大山”。

  “上善若水”。黨抗拒腐化、長期執政的根本在於“處眾人之所惡”,組織和領導居民自治。若我黨密切聯繫八千萬普通黨員,深深紮根于社區居民,以“小事”為“大事”,尊最下層的組織為至高組織,下情必然上達,我國在各宏觀領域大政方針的指向就會確定無疑。

  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才能有共産黨人“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下盤穩固,上盤才有靈活機動的本錢。靠土豪劣紳幫著“抓壯丁”建立的軍隊,其“戰略戰術”可想而知。

  這本書的主旨大抵如上。這思想或許不出色,還必然會被智叟們譏為天真。但那寄託著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期盼,寄託著對“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殷殷期待。我期待著擁有九千萬成員的黨紮根全國所有社區、廉潔自律、謙虛謹慎,讓我們每個普通黨員都因本黨“為人民服務”的無私感到光榮與自豪。

  北京大學教授潘維新書《信任人民: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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