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李先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

  鄧小平于1989年11月6日在同外賓會談時曾説: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産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志、李先念同志,還有葉帥,等等。本文通過展示陳雲、李先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思想觀點和相關活動,客觀地反映他們在當時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和所起到的重大歷史作用。

  陳雲:鄧小平出來工作,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的需要”,“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李先念:“説百多萬人的行動是反革命?這個話不好講。”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在陳雲、李先念等支援和推動下,黨中央連續採取了多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舉措,其中在組織建設方面有兩條:一是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把長期蒙受冤屈的老幹部解放出來,讓他們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二是堅定不移地破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大規模地選拔年輕幹部,實現幹部隊伍的新老合作和新老交替。這兩項舉措為實現黨的思想、政治路線,為推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

  陳雲是李先念素來敬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未能發揮領導才能和作用。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不久,16日,李先念就給陳雲打電話,懇切地徵求他對當前工作的意見。陳雲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後,于18日致信李先念,表示:“政治局對‘四人幫’採取斷然措施,處理穩妥,進展順利,我認為很好。”同時,他對當前工作提出了六條意見和一些注意事項。對陳雲的重要見解,李先念非常重視。他閱後囑秘書抄了一份,于第二天就送給華國鋒,供中央決策參考。他還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轉達王震和他的建議,讓陳雲早日進入政治局,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由於“文化大革命”遺留的案件大都是經毛澤東批示肯定或黨中央下文同意的“定案”,所以復查、平反工作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粉碎“四人幫”前後,陳雲、李先念和鄧小平等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中來。他們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堅持有錯必糾,把“定案”中的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去考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特別是對那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不能靠有關部門,必須由黨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總的原則是,無論是誰批示過了,無論新案舊案,只要是錯案就必須糾正;無論案件多麼複雜,“都要實事求是地對待”。

  1977年3月,陳雲對直接導致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職務的天安門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當時參加的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恩來,尤其關心黨的接班人是誰。混在群眾中壞人是極少數,“四人幫”是否插手需要查實(後來陳雲又著重指出: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予以肯定)。而鄧小平與此事無關,讓他第三次復出工作,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的需要”,“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工作。陳雲、李先念等很擔心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他們嚴肅批評了當時中央和宣傳部門一些人對待鄧小平復出的錯誤態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原定的議題是:討論農業問題;商定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的講話。會議開幕後第三天,政治問題首先被突出地提出來。陳雲在東北組提出,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是保證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是非功過問題。因為這幾項提議是德高望重的陳雲提出來的,又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所以簡報全文登載後立即引起與會代表們的熱烈響應,會議氣氛驟然活躍。這是在揭批“四人幫”基礎上批判“左”傾錯誤的新突破口。

  李先念出席了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聽取各組彙報的會議,討論和解決大會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鄧小平、李先念通過各討論組召集人彙報和會議簡報,得知陳雲講話內容,很快做出反應。對於陳雲的發言,李先念始終是贊成的。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他曾提出:“説百多萬人的行動是反革命?這個話不好講。”關於解決老幹部平反問題,李先念也提了意見,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問題和王任重問題。關於給陶鑄平反問題,陳雲專門寫信給李先念,李先念表示同意。他還積極支援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所做的大量平反工作,並將一些領導幹部要求平反的信件,及時批轉胡耀邦處理。

  經過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1976年發出的有關“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鄭重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平反。1980年,陳雲、李先念等又出席劉少奇追悼大會並致悼詞,使這樁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終於得到了平反。

  潘漢年案件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處理較早的一起重要錯案。陳雲調閱了公安部門和與潘漢年同案人的材料後,認為潘漢年並無投敵確證,便於1981年3月1日寫信給鄧小平、李先念,建議黨中央對此案重新立案復查,復查工作可由中紀委辦理。鄧小平閱信後表示“贊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於是,中央書記處轉告中紀委:按陳雲的建議和鄧、李意見辦理。中紀委經過細緻復查,認定原結論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文件,決定為潘漢年平反昭雪,並追認其歷史功績。

  在陳雲、李先念等領導和積極干預下,全國各類冤假錯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一時間,黨心、軍心、民心大振。

  隨著撥亂反正工作的深入,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具體領導黨政軍各項工作,培養造就接班人尤其是黨中央的接班人,成為十分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陳雲、李先念等對此十分重視。

  1979年10月3日,陳雲與鄧小平等交換意見後提出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説這是“為了黨的利益”,“如果組織上不採取這樣的步驟,我們的工作搞不動”。

  半年後,陳雲等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又提出,這個問題之所以“非常緊迫,非常必要”,一是因為身負領導重任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年事已高,卻日夜操勞,積勞成疾,急需中青年領導幹部接替他們擔負重任,以利於老同志集中精力,更好地研究和解決國內外重大問題。二是為了反對某些人製造新的個人崇拜,真正實行黨中央集體領導,從組織上保證黨的思想、政治路線的貫徹落實。否則,“工作搞不動”。三是鋻於我們黨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痛苦的教訓”,出於“黨的交班和接班”問題的考慮,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有利於培養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成員,便於培養黨的接班人。此外,陳雲還認為,中央書記處工作範圍,是要管黨政軍民各方面工作,是個工作班子。其重要任務之一是要在各級領導部門中發現、培養、選拔合格的年輕幹部。書記處要講求工作效率,注意身體條件。要允許書記處或其中的同志在工作中犯錯誤,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幫助他們。陳雲、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希望,重新設立的中央書記處要帶頭集體辦公,不要光在文件上畫圈,要開短會,講短話,“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

  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既是組織上撥亂反正,恢復我黨的傳統,又是適應新時期的需要”。這不僅在國內有重要意義,在國際上也有很大影響。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了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11人中央書記處,這是黨中央及時採取的一個重要舉措。事實表明,這一重要舉措是完全正確的。

  陳雲、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央,對財經工作提出了“前進的步子要穩”,“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鋼的指標必須可靠”,“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等六點意見

  繼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全黨工作重心以後,陳雲、李先念等在一系列報告、講話中反覆闡明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大轉變的重要性。在實際工作中,陳雲、李先念等根據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依據我國當時經濟發展狀況,提出迅速、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堅持按經濟規律辦事,堅決實行國民經濟調整的指導方針。這是他們在指導經濟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具體體現。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為期兩個月的理論務虛會。這時,陳雲還沒有擔任中央副主席。會議由李先念主持召開,華國鋒多次出席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是幾位副總理和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及國務院直屬辦公機構的負責人。會議氣氛熱烈活潑,各抒己見。會議簡報發中央常委、在京政治局委員和與會同志。務虛會議開始,李先念首先發言。他回顧了粉碎“四人幫”一年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提出了指導會議的方針。

  陳雲很重視這次務虛會,會議重要發言稿和簡報他都認真閱讀。他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為此,會議進行20多天后,他特別向李先念提出:“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我們既要聽正面意見,又要聽反面意見。”後來他談到這次會議時説:“那個時候,我對先念同志説,也對谷牧同志説,務虛會是否多開幾天,聽聽反對的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出國考察的人回來吹風,上面也往下吹風,要引進多少億,要加快速度。無非一個是借款要多,一個是提出別的國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們可不可以再快一點。有些同志不大好講話,務虛會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李先念在會議上的發言很多和陳雲的想法接近。他還專門召開了聽取不同意見的會議。9月9日,他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作了總結性的講話。共講了六個問題。講話綜合各方面意見,經中央同意,較系統地提出一些重要觀點和舉措,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奏曲。他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偉大革命;要加快現代化速度,必須認真解決面臨的三大障礙;經濟工作必須嚴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而不是按照“長官意志”辦事;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決不是閉關自守;我們的經濟是計劃經濟,必須認真總結我國過去28年經濟建設中計劃工作的經驗。

  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問題,最早是由陳雲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提出的。他的意見在八大決議中被採納,但後來又被“左”的理論與實踐所長期否定。李先念這次在總結講話中雖然沒有展開論述,但很快就引起了經濟學界的重視。1979年2月,李先念在國務院領導同志聽取行長會議彙報時説:“我同陳雲同志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這裡雖然仍以計劃經濟為主,但市場經濟是“大補充”的提法,顯然又前進了一步。

  這時在中央政治局內部,已經就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達成共識,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統一認識。9月底,中共中央轉發了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的講話。不久,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問題,並將李先念的講話列為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的內容之一。可見,國務院務虛會議雖然受“高速度”氣候的影響,但畢竟在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問題上,邁出了大膽探索的重要一步,實際上是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會議,對全黨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經濟領域的“左”傾錯誤還沒有被清除,反而又出現了發展經濟急於求成的問題。那時,上上下下各方面熱情高漲,想儘快奪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濟損失,中央領導包括李先念在內,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比較樂觀,1978年加大了基本建設投資,包括引進一批重大項目。1979年元旦,陳雲在李先念報請中央常委審閱《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的信上批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5日,他在一份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又批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鄧小平也有同感,認為陳雲意見很重要,請計委再作考慮。李先念同意他們的意見,讓計委重新研究。華國鋒批示同意。

  於是,陳雲同李先念聯名給黨中央寫信,主要內容都是反覆陳述他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分析和關於經濟工作的指導性建議,特別重申了指導經濟工作要認識國情、量力而行。為統一對調整經濟的認識,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李先念與陳雲商量,請陳雲出來挂帥,主管經濟工作。兩人于3月14日致信中共中央,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定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關。信中對目前和今後的財經工作,提出了六點意見:(一)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二)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現在國民經濟沒有綜合平衡,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四)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五)鋼的指標必須可靠。鋼的發展方向,不僅要重數量,而且要重品質。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發展的比例關係。鋼的發展不僅要制定5—7年的計劃,而且要制訂直到2000年的計劃。(六)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華國鋒對此批示:“依林同志:請將此件印政治局同志。”陳、李的這封信正式提出以兩三年為調整期的遠見卓識,對統一黨中央和國務院最高領導層的思想認識起了積極作用。

  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1979年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會議原則同意國家計委修改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意見,決定用3年的時間調整國民經濟。李先念在發言中,首先主動進行自我批評,提出對比例失調需要進行兩三年的調整也認識不足。“總之,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整頓、改革,是個積極的方針,只有把比例關係調整好了,才能穩步高速地前進。”

  陳雲、鄧小平、華國鋒也先後在會上講話。特別是陳雲的講話,集中反映出他在當時對全國經濟工作的週密思考。陳雲認為,國民經濟工作要進行適當的調整,“要有兩三年調整時間,最好三年”。“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因為從長遠來看,國民經濟如果能按比例發展,就會使發展的速度更快。陳雲殷切地希望:經濟建設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在生産鋼鐵時,要把重點放在品質、品種上,真正把品質、品種搞上去。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鄧小平覺得,陳雲的這些意見都“有道理”,“很值得重視”。華國鋒最後強調了在進行調整的同時,要重視企業整頓,重視改革。他説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請先念同志講一講經濟工作中的思想問題。會議中心是討論國民經濟調整,要解決領導層的思想認識問題。會後,經中共中央同意,在國務院下設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雲、李先念等12人組成,以陳雲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聽取國務院調整1981年經濟計劃的工作彙報。陳雲針對經濟調整方針貫徹不力的情形尖銳指出:“經濟工作中‘左’的東西沒有肅清,基本錯誤是‘左’的東西。”“歷史上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就再機會主義一次!”關於調整問題,他堅定地表示:從明年起,我們要真正開展經濟調整,這是清醒、健康的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後退,而且要退夠,否則就會造成大的耽誤。他懇切地呼籲: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決不能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

  鄧小平、李先念明確表示:“完全贊成”陳雲的意見。很讚同陳雲關於調整是“健康、清醒”的説法,指出這是“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正確方針、政策的繼續和發展,是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糾正‘左’傾錯誤的指導思想的進一步貫徹”。

  經過一年多的爭論,陳雲提出並得到鄧小平、李先念等積極支援的國民經濟調整方針才真正得以貫徹落實,從而保證了我國經濟健康穩步地向前發展,併為以後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的重點是調整,而調整中的一大難題是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當時,寶鋼建設要不要下馬,眾説紛紜。

  陳雲作為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深知寶鋼問題事關重大,便親自出馬,去上海進行調查研究,還請薄一波開座談會,幫助他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于6月中旬連續召開了4次會議,討論寶鋼建設問題。第一次會議由陳雲主持。他説寶鋼是一個特大項目,事關全局。寶鋼是倉促開工的,但從開工後的情況看,工程進度是好的,成績很大。為彌補不足,他講了八點意見。李先念是積極主張並參與批准引進和建設寶鋼的黨中央、國務院主要負責人之一,他表示贊成陳雲的意見。他講了四點意見,最後説:“這次會議討論一下寶鋼問題,對於統一思想、一致對外很有好處,很有必要。要做些宣傳解釋工作。各條戰線都要齊心協力支援冶金部,把寶鋼建設好。”會後,各有關部門分別傳達了陳雲、李先念的意見。第二次會議,陳雲、李先念雖然沒有參加,但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具體落實他倆的意見,搞好寶鋼建設。第三、第四次會議都由李先念主持討論。他在總結發言中講了四條意見,其中主要精神就是按陳雲同志的八條意見辦。

  根據四次財經委討論的情況和陳雲、李先念的意見,關於寶鋼建設規模和進度建議的報告形成了。陳雲看了報告後批示:“先念同志:可以送了,我意中央可不擬批復了,即可按此報告辦理。”李先念將財經委和冶金部等單位關於寶鋼建設問題的肯定性報告和陳雲批示,一併報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他們均圈閱表示同意。從此,寶鋼的建設在調整中繼續前進。後來的事實證明,當時的決策是正確的。

  陳雲作重要發言:“經濟的調整是必要的,並不是多此一舉。”“與會人員充分發表不同意見,使我們的計劃更合乎實際,求得一種共同的語言”。李先念事先看過發言稿並同意陳雲的意見

  1979年9月,李先念主持財經委連續召開會議,聽取計委關於1980年、1981年兩年的計劃安排的彙報。會議召開的當天,陳雲致信姚依林,請他將財政部整理的《關於一九五○年——一九七九年國家財政收支總額及基建撥款的資料》,印發財經委員會成員並中央政治局委員。信中指出:這對認識基本建設規模應該大有參考價值。9月18日,他在發言中指出:經濟的調整是必要的,並不是多此一舉。他希望與會人員充分發表不同意見,使我們的計劃更合乎實際,求得一種共同的語言。陳雲發言稿事先徵求過李先念的意見,他是同意的。經過討論,大家同意陳雲的講話。會後,財政部整理出兩個材料,一是《關於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四次緊張和波動的資料》,一是《關於能否壓縮流動資金搞挖潛、革新、改造的資料》。李先念批示:“這兩個資料,可能不那麼準確,但還是可以看出我們是如何走過來的。建議認真研究這兩個歷史資料,這對我們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把經濟工作做好是有益的。”

  陳雲在10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發言中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調兩個比較接觸實際工作的同志上來,把財經工作好好搞一下。這是國家的大計,黨的利益。鄧小平講話説明:怎樣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有比較快的見效,包括償還能力。先念同我兩個咬耳朵説,主要的方式是合營,某些方面採取補償貿易的方式,不是採取包乾的方式。他提議,把財政部門的同志找來,採取辯論的方法。面對面,不是背靠背,好好辯論辯論。“最後辯的結果,還是請陳雲、先念下決心。”

  李先念在講話中,著重介紹了當前經濟調整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明後兩年的計劃安排。他強調指出:調整的任務還很艱巨,今後整個經濟工作的任務也是艱巨的。調整好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是調整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他指出:“總之,明後兩年的計劃,一定要搞一個平衡的計劃,有些方面下來一點,看來是慢,但只要把各方面的關係調整好,國民經濟就能持續地發展,實際上是快不是慢。再來一個折騰,想快反而慢。”會議上大家各抒己見。同意鄧小平和陳雲、李先念的講話精神。李先念主持了10月10日晚的最後一次會議並講話。他説,總的就是照小平、陳雲同志和我講的精神去辦。明後兩年的經濟工作,調整是關鍵。這次很重要的會議,定下了1980年計劃的大杠杠,對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進行調整,起了一定作用。

  11月至12月,全國計劃會議召開。中央政治局聽取會議情況彙報,並討論李先念準備的講話稿。11月20日,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計劃會議結束前講話,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強調:八字方針的貫徹,是在邊統一思想、邊克服分歧的狀態下進行的。從高速度發展經濟的要求改為以調整經濟為主,是一個猛然轉折。儘管調整工作的難度較大,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積極推動下,調整逐步展開,使當年國民經濟的發展取得了明顯成就。

  1980年11月,國務院召開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會議和全國計劃會議,分析形勢,研究措施,討論經濟計劃調整意見。會議傳達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意見,姚依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彙報了《關於一九八一年財政、信貸平衡和基本建設安排的初步設想》,提出了“一步退夠”的方案。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出席了這次會議並講話。

  陳雲在講話中指出:三年之內不增加基建開支,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後生。過去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那就再“機會主義”一次吧!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經濟工作中基本錯誤是“左”的。鄧小平贊成陳雲的意見。李先念也表示同意陳雲、鄧小平的意見。他説:統一集中。歷來克服困難,往往集中統一效果比分散效果大。發揮優勢。要同地方同志講清楚什麼叫優勢。過去講工業省,把一個省搞成工業省是不行的。能搞多少就搞多少,還是回到陳雲講的三大平衡。財政向銀行擠,實際上票子都是一家人的,性質是一樣的。我歷來支援財政,但財政歷來有擠銀行的毛病。

  最後,會議經過充分討論,重新調整了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使之比較切合我國經濟的發展水準。事實充分説明,國民經濟的進一步調整,指導思想是正確的,發展過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顯著的。在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三年裏(即1979—1981年),我國經濟沒有倒退,發展速度沒有下降,整個國民經濟在調整中前進,並開始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陳雲、李先念都沒有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但他們在撥亂反正過程中以及後來所繼續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他們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同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道,為清除“左”傾思想的錯誤指導,帶領全黨同志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成功地開創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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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先念,十一屆五中全會,1980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統一效果
( 網站編輯:趙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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