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習近平同志在多次講話中提出,要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要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人民主體”和“人的全面發展”之間是什麼關係?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性的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通過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關於“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筆者認為“人民主體”與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發展”具有一致性,應系統把握“人”的三層內涵;把“人的發展”紅線貫穿到五大發展理念的體系中,排除兩種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中國必須以人的發展為核心:四個維度分析

  ——理論維度分析:“人民主體”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具有一致性

  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並稱這是“新社會的本質”。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而且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最高價值。

  今天講的“人民主體”與馬克思“人的發展”之間可以並存。在前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三個“人人”:“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特別提出了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現實維度分析:“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是擺脫“權本位”和“物本位”慣性運作的理性選擇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卻不同步。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今天,物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拋棄傳統的“物本”和“官本”思維,用“人本”思想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發展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國際維度分析:世界日益關注人自身的命運問題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1996)指出:人類應避免五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即:(1)無工作的增長,指經濟增長未能製造足夠多的工作崗位,甚至惡化了就業形勢;(2)無聲的增長,指經濟增長未能帶來民眾參與和管理公共事務、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點的可能性;(3)無情的增長,指經濟增長導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財富的擴大帶來了新的貧困階級;(4)無根的增長,指經濟增長對文化多樣性造成破壞;(5)無未來的增長,指經濟增長對生態、資源和環境造成的破壞,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一些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學者日益關注人自身的命運問題。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就強調,發展的本質在於擴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們過自己認為有價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實現自己想要達到的狀態的能力,人文關懷是人類共同的文明。

  ——從未來維度分析,“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是適應新階段國人需求變化的必然要求

  總體上估計,到2020年中國已經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將會提出與以往不同的需求,這類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所以,筆者認為,考慮到中國發展階段正在發生的新變化,必須要“以人的發展為核心”,設法適應並儘量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有尊嚴生活的新期待,切實如中央所倡導的——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認識並把握五大發展理念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五大發展理念”,但是筆者研究發現,目前社會不少人是從“物本位”和“權本位”的角度理解和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把“五大發展理念”解釋成物質財富增長的理念,這裡依然把人看成積累物質財富和執行權力意志的工具。

  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2007)中講過一段話:“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此處所謂“文化的人”並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義的“文化的人”,故筆者用兩個“引號”以示區別。

  按照馬爾庫塞的闡述,“單向度的人,即是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隸,但仍然是奴隸。因為決定奴役的‘既不是順從,也不是艱苦勞動,而是處於純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習近平《之江新語》中“‘物化’的人”與馬爾庫塞“‘物化’的人”有某種契合之處,即:“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受習近平《之江新語》和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兩書的啟示,筆者意識到,對“五大發展理念”內涵的界定,不應該只從“經濟發展”一個向度,而應該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發展”的更高向度考慮問題。

  “山高人為峰”。一旦能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發展”的高度研究“五大發展理念”,就會發現“五大發展理念”是由“人的發展為核心”這一根本性指導理念引領的。離開以人的發展為核心這一根本性指導理念,“五大發展理念”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

  結構轉型或結構性改革是新階段的重頭戲。如何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或結構性改革?筆者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試圖把“人本”思想這條主線,貫穿到中國六大結構中,得出如下結論:

  ——需求結構: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

  投資、出口和消費歷來被認為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但近幾年來居民消費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佔比呈下滑趨勢,2014年居民消費率只有37.7%,而投資率居高不下,嚴重擠壓了消費率,出口這駕“馬車”也長期擠壓消費。要“釋放新需求”,特別是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

  橫向看,中國的“居民消費率”不僅低於發達國家(美國為68%),也落後於處在相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比世界平均水準60.4%(2012年)落後20多個百分點。縱向看,進入新世紀以來,居民消費率呈明顯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4年的37.7%,降低了10個百分點。

  因此,筆者主張,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重要的任務是在“需求管理-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費率,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第一位的問題。

  ——供給結構(産業結構):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

  與需求側釋放新需求相對應,在供給側要“創造新供給”,尤其是推動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發展。其中亮點是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

  服務業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現代化的標誌之一。2012年美國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78.6%,德國和日本也接近70%,全世界服務業平均水準為70.2%。2016年中國服務業的比重為51.6%;特別是服務業就業指標,2015年第三産業就業佔比僅為42%,而美國2010年就達81.2%,可見中國服務業落後之一斑。

  未來服務業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産業。從“十三五”規劃期開始,中國將成為服務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據估算,“十三五”期間服務業佔比每年約提升1個百分點,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將達到56%—57%左右,2030年服務業佔比將達到60%以上,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這將是中國經濟結構歷史性的變遷。

  如何實現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達到56%—57%左右的目標,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按照“人本型結構論”的觀點,下一段服務業發展要堅持“雙線推進”:一條是發展生産性服務業,另一條是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根據“補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發展以金融、物流、研發、設計等為代表的生産性服務業。2015年筆者深入産業調查,發現我國生産性服務業相當滯後,其佔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國的生産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在45%~50%)。不過,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業企業已經將物流、研發、設計等剝離出來,有的提出要把企業打造成“裝備服務商”。新興産業與高技術服務業融合發展,要特別關注工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

  ——要素投入結構: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

  前些年,中國在邁向加工大國的過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顯的“物本主義”傾向。正是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物本主義傾向,導致嚴重的結構性扭曲。同時,勞動力價格被低估,也是中國作為加工大國內在的一個深層矛盾。

  如何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筆者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架,即三個層次、五個體制。三個層次:以千千萬萬個“創客”和企業創新為基礎,以産業創新為棟樑,以國家創新為制高點;五個體制包括作為創新體系基礎的創新型科技人才體制,作為創新型人才搖籃的創新型教育體制,作為真正的創意之源的人的“心靈放飛”體制,作為創新制度保障的智慧財産權保護體制,以及相應的配套型資金體制,其中作為創意之源提出的“心靈放飛”觀點受到學界的首肯。唯如此才能使中國由“加工大國”躍升為“創新大國”。

  ——資源環境: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

  發展綠色經濟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協調配套。為此,筆者提出四條線路。其一,技術線路——通過低碳技術創新來控制和減少工業、建築、交通和農業等領域溫室氣體排放;其二,結構線路——通過調整産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其三,規制線路——通過法令、稅收(如環境稅)等政府管制或社會強制手段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其四,産權線路——通過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內的環境産權機制等手段,用市場的辦法來促進可持續發展。以上四條線路中,特別要注意從制度角度,即從産權角度來研究和推進綠色發展。環境産權實則涉及“環境人權”問題,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城鄉結構: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鴻溝

  新型城鎮化是人本城鎮化,實質和精髓是促進人的發展。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來5年“人的城鎮化”有望每年增加1.7個到2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47%~48%,將有1億多農村轉移人口解決戶籍問題而成為新市民。這將為他們在教育、醫療等社會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帶來明顯進步,作為新市民將獲得同樣的尊嚴,獲得新的城市文明。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區域結構:瞄準區域人際協調,避免“板塊群體碰撞”

  探討區域結構,不僅要著眼于國內的發展格局(尋求區域協調以避免“板塊碰撞”),而且要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格局,在開放中確立區域發展戰略。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結構轉型:需求結構要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供給結構(産業結構)要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要素投入結構要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資源環境要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城鄉結構要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制度鴻溝;區域結構要瞄準區域人際協調,以避免“板塊群體碰撞”。只有這樣,結構轉型才能取得新的進展。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新階段社會發展

  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社會發展,重點是四個問題:就業問題;收入問題;“勞權”實現問題;“社會共生”問題。

  就業和再就業

  就業乃民生之本。尤其是在結構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就業和再就業矛盾更加突出。

  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應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拓寬市場安置渠道。當前可將結構性改革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結合,構築新的勞動力就業體系。

  在這方面,視野應該開闊。例如,中國服務業發展不夠 ,特別是服務業就業指標差距更大。前面指出,2015年中國第三産業就業佔比僅42%,而美國則是81.2%,雖有階段不同的客觀因素,但也可見中國服務業就業空間之廣闊。

  收入分配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位置在哪”?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是見物還是見人?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卻不同步。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各方面對此頗為關注。總的講,應實現 “國民共富”,但在民富一時相對短腿的情況下,根據“十三五”期間著力“補短板”的精神,應強調“民富優先”。一方面,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産率提高“兩個同步”;另一方面,在社會各群體之間,通過“提低、調高、擴中(未來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達到總人口的50%以上)”以及採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措施,使窮者不能再窮、富者可以合法致富並予以調節,同時擴大中産階層,最後達到社會共生、共存和共富。

  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及其制度安排

  人力産權由三大部分構成:勞動力産權、管理産權和技術産權。目前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對技術産權和管理産權爭議不大,但勞動力産權的實現尚未被認識。對企業中的勞動力産權,也可實行“勞權”的“期權制”。這可以認為是“勞權資本化”。

  為了使人力産權所有者和資本産權所有者都能有尊嚴地勞動、經營或投資,造成勞資雙方能夠“公正博弈”的局面,要有相應的保障性制度安排。為此,需要建立三大利益攸關者即勞方—資方—政府“金三角”制度架構 。人力産權所有者(特別是勞動力産權所有者)可以以工會的形式與資本要素所有者進行平等談判和議價,政府只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監督談判的過程。由此涉及工會的轉型問題,我們的工會要轉變成跟資本管理層並立的真正代表“勞權”力量的工會組織。

  實現社會共生

  “社會共生論”這個概念,是筆者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提出的。有三個要點,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産必須擴大。窮人不能再窮是一條底線,富人不能出走也是一條底線,中産必須擴大是一個目標。三者的比例大體應為1:3:6。

  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目前中國農村最窮的人口大約是5千萬。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要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同時疏通草根階層的上升管道。

  第二,富人不能出走。2016年美國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向境外投資者頒發Ebz-5(一種投資移民簽證)9974張,其中,來自中國移民獲7512張,佔75.52%。

  第三是中産必須擴大。中國亟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也是中央多次釋放這一信號的重要原因。

  中國正處在社會的大轉型過程中。只要我們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新階段的社會良性發展,就能達到共生共用共富的目的。

  (作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

標 簽:
  • 人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人本,生産性服務業,創新型教育
( 網站編輯:李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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