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作為顯成效 穩中向好超預期

2018年02月28日 09:00:00
來源: 求是 作者:

  核心要點

  ■ 自2015年底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我們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地方落實、戰役實施與重點任務進行了全面部署,取得了明顯成效,為高品質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空間、效益基礎、動力來源和制度環境。

  ■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集中體現在發展品質不高上,只有通過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才能適應新時代對高品質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高品質發展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

  ■ 推動高品質發展成為推動我國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貫穿經濟工作全局的主線,也必然要體現高品質發展的根本要求。

  ■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在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總體呈現出科技創新引領作用凸顯、新舊動能加速轉換的顯著特徵。總體看,創新發展理念、創新戰略與政策體系、創新舉措落實落地“三位一體”構成了我國推動創新發展的科學的治理體系,這是我們取得一系列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新發展理念,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為我們順應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發展趨勢,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指明瞭前進方向和現實路徑。

  ■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挑戰,我們合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確保了經濟平穩較快健康運作,為我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

  ■ 開放發展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離不開我們黨對新時代對外開放基本特徵的深刻洞悉。正是以全面開放引領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制度的變革、發展模式的轉型和發展環境的改善,我們才越來越接近高起點、高層次、高協同和高品質的發展目標。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一系列深刻變化,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我們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不斷推動結構優化、動力轉換和品質提升,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2017年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物價水準、國際收支四大宏觀指標穩中向好、好于預期,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加快,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不斷提升,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革。成就來之不易,背後的原因尤其值得關注。我們約請了四位專家從不同角度進行闡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動高品質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劉元春

  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今年推動高品質發展8項重點工作之首,這是總結經驗、分析形勢作出的重大決策。實踐證明,推動高品質發展,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高品質發展基礎良好

  自2015年底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地方落實、戰役實施與重點任務進行了全面部署,取得了明顯成效,為高品質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空間、效益基礎、動力來源和制度環境。

  在淘汰落後産能方面,2017年清理1.4億噸“地條鋼”産能,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産能5000萬千瓦以上。落後産能的淘汰,不僅為優質産能和新興産業提供了有效發展空間,更為市場良性運轉打下了基礎,確保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在去庫存方面,2017年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比上年末減少10616萬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商品房庫存回落至合理水準,為房地産市場進行長效機制建設和住房制度改革創造了良好環境。在去杠桿方面,我國宏觀杠桿率的增速大幅度下降,企業資産負債率有效降低,為控制金融泡沫、服務實體經濟創造了條件。在降成本方面,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4.92元,比上年減少0.25元,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費用為7.77元,比上年減少0.2元。持續減稅降費,為企業利潤的提升創造了條件,使我國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得到大幅提升。在新動能方面,2017年戰略性新興産業工業部分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比規模以上工業高4.4個百分點。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對城鎮新增就業的貢獻率超過70%,對經濟的引領作用大為增強。在精準扶貧方面,貧困人口5年減少6600萬人以上,精準扶貧取得決定性進展,為進一步發展解除了後顧之憂。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大幅減少,中央政府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數量累計減少90%,大大降低了各類制度性交易成本,為高品質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二、適應高品質發展新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持續發力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集中體現在發展品質不高上,只有通過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才能適應新時代對高品質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高品質發展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宏觀經濟成功企穩,經濟運作穩定性增強;經濟結構大為改善,經濟韌性大幅提升;增長新動能成長迅猛,傳統增長模式的制度基礎和利益格局有效改變,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顯著提高。

  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十分不易的,但離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所需的高品質發展仍然有不小的差距。高品質發展在本質上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發展,是能夠全面體現和落實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它不僅要有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産業體系,要有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而且要滿足在市場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城鄉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以及全面開放體系等方面的更高要求。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已轉化成結構性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在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經濟工作的主線,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發力,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益。要紮實推進實體經濟發展,加快創新驅動發展,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新體系,不斷適應高品質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三、全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品質發展

  今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推動高品質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推動高品質發展就成為我國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貫穿經濟工作全局的主線,也必然要體現高品質發展的根本要求。

  精準定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聚焦點。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發展實體經濟為著力點,以提高供給體系品質為主攻方向。要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資源要素向實體經濟集聚、政策措施向實體經濟傾斜、工作力量向實體經濟加強,營造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發展環境和社會氛圍。

  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要推進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品質轉變,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一是要把處置“僵屍企業”作為重要抓手,大力破除無效供給;二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培育新動能,進一步推動補短板和擴大優質增量供給;三是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

  把打好三大攻堅戰作為階段性的重點任務。打好三大攻堅戰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任務,也是我國實現高品質發展的基礎性工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聚焦三大攻堅戰。一是利用“去杠桿”、金融整頓和房地産調控,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全面提升;二是進一步把精準脫貧作為“補短板”的核心內容之一,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三是利用更加嚴格的品質標準、環保標準、能耗標準推動“去産能”,配合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貫徹創新發展理念 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黃群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在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總體呈現出科技創新引領作用凸顯、新舊動能加速轉換的顯著特徵。科技創新方面,載人航太、探月工程、大飛機等一批標誌性重大科研成果涌現,2017年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7.5%。據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研究,我國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34位躍升到了2017年的22位。産業創新方面,2017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8.8%,由新技術、新産業、新模式、新業態等構成的新動能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企業創新和産品創新方面,2016年企業研發經費支出佔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的76.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新産品銷售收入17.5萬億元,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勁支撐。總體看,創新發展理念、創新戰略與政策體系、創新舉措落實落地“三位一體”構成了我國推動創新發展的科學的治理體系,這是取得上述一系列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創新發展理念為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明瞭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世情國情發生重大變化。從國內看,我國在科技水準、經濟基礎、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時,建立在初級生産要素基礎上的舊動能漸趨耗盡,以高儲蓄率支援的投資驅動為主的發展階段已經過去,依靠勞動力、資源、土地投入的傳統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從國際上看,以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機器人、虛擬現實、新材料、生物科技等為代表的重大顛覆性技術正在深刻影響著傳統産業的産品、模式和業態,正在催生許多新的産業領域。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新發展理念,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為我們順應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發展趨勢,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指明瞭前進方向和現實路徑。

  創新發展戰略與政策體系為創新引領提供了制度保障。以創新理念為指導,我們制定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國製造2025》《“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一系列創新發展戰略和政策法規體系,系統提出了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戰略目標,規劃了自主創新戰略、原始創新戰略、非對稱創新戰略等具體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些戰略在構建國家發展的先發優勢、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拓展創新發展新空間、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體制機制、加強科技成果轉化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全面部署,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主創新道路,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提供了制度法律保障。

  正確處理各方面關係為推動創新發展提供了方法論。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創新發展理念與創新發展戰略要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因地制宜抓好落實。一是正確處理創新驅動與投資驅動的關係,各地在實踐中逐步明確了投資應主要以有利於提升技術創新效率和溢出效應為目標。二是正確處理前沿技術突破和先進適用技術推進的關係,通過政府的創新政策加強研發補貼,促進技術擴散。三是正確處理創新發展中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關係,既堅決遏制經濟“脫實向虛”的趨勢,也將創新活動與製造業升級緊密結合。四是正確處理技術能力形成和技術成果形成的關係,更加重視技術能力培育及其成果轉化。五是正確處理創新發展中産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關係,充分發揮以完善市場競爭秩序、保護智慧財産權、激勵創新為基本導向的競爭政策對於創新的積極作用。六是正確處理創新發展中的大型國有企業和中小民營企業的關係,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中央企業創新的激勵約束機制,併為中小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穩中求進保駕護航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挑戰,我們合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確保了經濟平穩健康運作,為我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從2012年到2017年,財政赤字由1.2萬億元增加到2.38萬億元,營改增累計減稅近2萬億元,取消、免征、停徵和減徵1368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涉及減收金額3690億元,在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市場活力、增添改革動力、促進民生改善等方面收到了明顯效果。我們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政策預調微調努力平衡穩增長、調結構、去杠桿、抑泡沫和防風險之間的關係,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金融市場波動、高杠桿帶來的金融風險、資産價格泡沫等重大問題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高品質發展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立新內涵新目標。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科學動態調整能夠顯著促進政府作用有為有效的發揮。隨著中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我們科學地把握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同於以往的新內涵新目標。1998年和2009年,面對外部經濟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國都曾實施過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兩輪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都是應對需求快速萎縮而採取的刺激總需求之策,同時採取的貨幣政策也是在擴大總需求上做文章。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需求側轉為供給側,這就要求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相應調整,主要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服務。在政策目標上,過去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主要以拉動經濟增長為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傾向於在大規模擴張需求總量上用力。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旨在穩定經濟增長,著力點轉到結構優化調整上,這就必然推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回歸常態。在政策內容上,原有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側重於在支出方面擴大政府投資,赤字以擴張性赤字為主。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側重在收入方面減稅降費,赤字更多體現為減收性赤字;穩健的貨幣政策也不同於以往的“穩健”,政策內涵主要為“中性”,既不擴張,也不收縮,執中守正,以實現宏觀杠桿率穩中有降為目標,為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奠定了基礎。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堅持穩中求進的原則和方法論。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也是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為改革發展實現“穩中求進”保駕護航,要求我們在政策制定、執行、評價等方面從大局出發,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同時,在方法論意義上,黨中央創新性地提出了“宏觀調控有度”,實質上就是明確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遵循穩中求進的“度”,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過程中,既不能用力過猛導致“不穩”,也不能用力不足導致“不進”。遵循這樣的原則,我們設置了風險政策評估程式,凡是要出台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給予風險評估,既防範化解了風險,也沒有製造新的風險。總體看,正是因為我們貫徹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握好了穩中求進的“度”,避免了風險疊加,從而保證了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經濟穩中求進保駕護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各自功能,貨幣政策更有利於“穩”,財政政策更有利於“進”,兩者協調配合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從需求側總量上穩住貨幣盤子,在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穩定增長的基礎上,牢牢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奠定了穩中求進的基礎。在貨幣政策守住“穩”的基礎上,財政政策大展身手,著力支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新動能,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援力度,解決突出的民生問題,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動對外開放等。特別是在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中,穩健的貨幣政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建立健全資本市場應急響應機制,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從總量上為實體經濟的“穩”打下基礎。同時,財政政策側重從結構上發力,為實體經濟的“進”提供支撐。下一步,我們要繼續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度,為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等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全面開放帶來經濟發展新動力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 顧學明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要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5年來,在開放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水準進一步提高,逐漸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貨物貿易額從2012年到2017年增長13.8%,服務貿易額增長54.8%。雙向投資快速增長,實際利用外資5年間增長17.3%,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流量)增長55.5%。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大,我國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秉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理觀,促進全球治理理念更加完善;支援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援多邊貿易體制,重視發揮亞太經合組織等多種機制的作用,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多元;堅持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促進全球治理秩序更加合理。我國正在從全球治理的旁觀者,逐步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推動者。

  開放發展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離不開我們黨對新時代對外開放基本特徵的深刻洞悉。正是以全面開放引領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制度的變革、發展模式的轉型和發展環境的改善,我們才越來越接近高起點、高層次、高協同和高品質的發展目標。

  全面開放打造整合發展新優勢。全面開放是要素開放與制度開放的有效整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要素開放作為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形成了參與國際競爭的傳統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保持和提升傳統優勢的同時,加快改革投資管理、貿易監管等制度,實行高水準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著力打造更加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形成了要素優勢與制度優勢系統整合的國際競爭新優勢。全面開放是引進式開放與輸出式開放的有效整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引進來”為主要手段,加快融入世界經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結合,積極有序擴大對外投資,加強國際産能合作,實現了全球範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我國凈出口仍然保持增長,2017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1%。全面開放將我國以往的“單項優勢”整合為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綜合優勢,增強了統籌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促進了開放型經濟發展水準的進一步提升。

  全面開放形成協同發展新模式。全面開放是製造業開放與服務業開放的有效協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以製造業為主,奠定了我國全球製造大國的地位。進入新時代,我國在繼續穩步擴大製造業開放的同時,順應全球産業服務化的發展趨勢,著力探索服務業擴大開放。服務業開放與製造業開放的有效協同形成了進一步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新模式。全面開放是沿海開放與內陸開放的有效協同。改革開放後,對外開放從東部沿海開始,逐步向中西部內陸地區擴大,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了中西部地區開放發展步伐,促進東中西部地區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縮小了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開放也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沿海開放與內陸開放的有效協同形成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模式。全面開放是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有效協同。改革開放後的一個時期,我國實施的是“內外有別”的開放型政策,在諸多領域仍存在外資“超國民待遇”和“非國民待遇”的現象。現階段,我國在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的同時,更加重視擴大對各類內資主體的市場開放,努力構建各類主體公平競爭的環境。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有效協同形成了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全面開放開闢合作發展新路徑。全面開放是自主開放與協議開放的有機結合。我國高度重視參與雙邊多邊合作發展。目前已對外簽署16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4個國家和地區。在加快貨物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積極推進升級版談判,推動服務貿易和投資合作發展。在自貿協定框架下,探索深化合作新模式,為全球範圍內的協議開放提供了新樣板。依託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園區開放方式,積極打造高水準、全方位的開放平台;依託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産業開放方式,推動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全面開放是多邊開放與區域開放的有機結合。我國積極倡導充分發揮多邊合作機製作用,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主動參與區域合作,重視發揮多種合作機製作用,推動經濟全球化向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贏的方向發展。全面開放是主動開放與安全開放的有機結合。我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努力打造國際合作新平台,既不在低迷的世界經濟中“以鄰為壑”,也不在合作的過程中將發展理念強加於人,而是主動謀劃世界經濟開放發展新方案,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同時,我們更加注重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以健全監管體系為抓手,構建安全開放新體制,積極倡導共同安全理念,共同應對經濟全球化新挑戰。

責任編輯:郭斐然 李雯博 黎海華

標簽 -
網站編輯 - 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