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關係全局關係長遠的重大決策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

2017年08月15日 09:00:00
來源: 《求是》2017/16 作者: 秋 石

  核心要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發展大勢,順應實踐要求和人民願望,作出的一項關係全局、關係長遠的重大決策,也是我們黨在實踐基礎上取得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重大決策,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為中心,既立足於破解當前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難題,又著眼于構建長效機制、重塑長期經濟增長動力,必將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包含的任務是多重的,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長期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各類創新是發展生産力的根本之舉;從中期看,推動産業的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的振興發展是發展生産力的核心步驟;從短期看,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內容的“三去一降一補”是發展生産力的切入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目標,其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並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正是始終堅持這樣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驅動,不斷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生産出更多更好的物質和精神産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在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緊密結合,尊重和利用按比例發展規律,運用市場和法治的手段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和生産行為進行適當干預,確保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結構上和總量上保持平衡,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我們要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發展大勢,順應實踐要求和人民願望,作出的一項關係全局、關係長遠的重大決策,也是我們黨在實踐基礎上取得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這一概念以來,就如何理解、如何貫徹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大量論述。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供給和需求變化的新特徵,回答了為何改、改什麼、怎麼改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經濟實現更高水準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南,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一、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治本之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正處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必須深刻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意義。

    以新理念引領經濟發展的根本性轉變。只有把握經濟大勢,才能明確發展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週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意味著,一味追求經濟高增長的舊思維難以為繼,過分依賴總需求擴張刺激經濟的政策效率越來越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動的粗放型發展老路已走不通,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走出一條品質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黨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提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這一重大決策,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為中心,既立足於破解當前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難題,又著眼于構建長效機制、重塑長期經濟增長動力,必將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

    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治本良方。只有抓準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對症下藥。早在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三大失衡,即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産和實體經濟失衡。三大失衡必然要反映為供求關係的矛盾——供給的産品在品質、服務等方面跟不上變化了的需求,供給側是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通過大水漫灌式強刺激的老辦法,不僅無法解決新常態下的問題,難以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會使一些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通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解決問題、穩定增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産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創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先手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原有的全球經濟大迴圈,引發世界經濟結構進行深刻調整;當前正在孕育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將進一步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很多國家都在主動調整經濟結構,搶佔科技制高點,培育新興支柱産業。發達國家通過實施“再工業化”“本土化製造”等,打造競爭新優勢;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則依靠低成本優勢,積極參與全球産業再分工,拓展國際市場空間。我國産業正面臨“雙重擠壓”,傳統比較優勢正在削弱,新的競爭優勢亟待培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産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機遇,我們必須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切實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

    二、推動經濟躍上新臺階的重大決策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深化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認識,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一年多來,各地區各部門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邁出實質性步伐,我國經濟運作呈現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態勢。黨中央作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經受住了實踐檢驗,並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認可。

    産業結構穩步向中高端邁進。黨中央作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工作重點,關係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關係到‘十三五’的開局。”從“三去一降一補”發力提高供給品質,提高供給體系對需求結構變化的適應性、靈活性,牽住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牛鼻子”,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結構調整,加快了新舊動能的接續轉換,確保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一年多來,“三去一降一補”初見成效,經濟運作中的結構性矛盾有所緩解,供求關係顯著改善,産業轉型升級加快,實體經濟根基更加牢固,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持續得到提升。特別是去産能的持續推進,帶動了鋼鐵等産能過剩行業的兼併重組,優化了産能的空間配置和重點行業的生産力佈局,提高了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極大地緩釋和消除了經濟運作中的風險隱患,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明顯優化。2016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産負債率同比下降0.4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由上年下降2.3%轉為增長8.5%,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運作品質和穩定性的提升。

    經濟發展新動能日益充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我們黨堅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積極推進“網際網路+”行動計劃和《中國製造2025》,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得到激發,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明顯增強。一方面,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一批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現,載人航太、高速鐵路、量子通信、射電望遠鏡、載人深潛、超級電腦、大飛機等技術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準。另一方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茁壯成長。新登記企業數大幅增加,眾創空間、“瞪羚”企業大量涌現,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勢頭良好,網路購物等新業態增長迅速,平臺經濟、分享經濟、協同經濟等新經濟廣泛滲透,線上線下融合、跨境電商、智慧家庭、智慧交互等新模式方興未艾,日益成為推動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力量。

    市場活力和發展動力持續增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供給品質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我們黨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極大地激發了蘊藏在人民群眾中創業創新的巨大潛力,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牽引下,各級政府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統籌推進商事、土地、國企國資、産權保護、財稅金融、社會保障等體制機制改革,著力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一批具有標誌性、關鍵性、基礎性的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實施,農産品、成品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醫藥等重點領域價格機制市場化改革邁出關鍵步伐。這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促進了市場競爭環境的不斷改善,優化了制度供給,降低了制度成本,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正在不斷釋放,創業創新在神州大地蔚然成風,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澎湃動力。

    三、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創新,標誌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要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首要內容,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結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産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産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就點明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包含的任務是多重的,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長期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各類創新是發展生産力的根本之舉;從中期看,推動産業的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的振興發展是發展生産力的核心步驟;從短期看,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內容的“三去一降一補”是發展生産力的切入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致力於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這正是我們黨主動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規律、生産關係適應生産力發展的規律,提高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自覺性、主動性的生動體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和價值取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這既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目標,其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並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正是始終堅持這樣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驅動,不斷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生産出更多更好的物質和精神産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説到底是要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要把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和水準作為最終的檢驗標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運用唯物辯證法,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産力又注重完善生産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這一重要論述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方法,尤其是它強調供給側和結構性改革,突出體現了“兩點論”和“重點論”的辯證統一。從“兩點論”出發,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中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相應也成為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導致經濟出現矛盾和問題,既有週期性、總量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從“重點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導致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的,雖然有週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失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我國經濟由低水準供需平衡向高水準供需平衡躍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特色和實踐特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在於如何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既不能墨守成規,更不能照搬西方,而是要與時俱進、大膽創新,立足實踐、勇於探索。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辯證統一。一方面,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尊重企業的市場供給主體地位,充分尊重企業經營自主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業創新活力。另一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説政府就無所作為,而是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科學管理的水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在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緊密結合,尊重和利用按比例發展規律,運用市場和法治的手段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和生産行為進行適當干預,確保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結構上和總量上保持平衡,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

    責任編輯:王兆斌 吳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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