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概念的不斷豐富和發展

——兼論《世界人權宣言》的歷史意義和中國對人權事業的重要貢獻

2018年11月22日 15:30:00
來源: 《紅旗文稿》2018/22 作者: 常健 殷浩哲

  人權概念是17、18世紀一些西方國家學者在若干宣言和法律文件中提出的,提出時帶有鮮明的西方文化色彩和歷史局限性。在1947—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這種地域性的人權概唸經歷多元文化的洗禮和“脫狹拓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其先天的地域文化局限,70年來不斷豐富發展,並廣泛傳播。

  一、傳統人權概念的誕生及其文化和歷史局限

  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在理性主義的自然法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自然權利學説,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來論證在“自然狀態”下存在著“自然權利”,從人的理性出發來論證社會契約的建立及其對人的自然權利的保護和限制。自然權利學説直接影響了資産階級反抗封建統治的革命過程中有關人權的各種政治文件。人權概念就是在近代歐洲關於“自然權利”學説的基礎上産生的。

  1689年,作為“光榮革命”的産物,英國通過了《權利法案》,其目的是“為確保英國人民傳統之權利與自由”。1776年,美國弗吉尼亞議會于6月12日通過喬治·梅遜擬寫並提交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宣佈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獨立,並享有某些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財産和佔有財産的手段,以及對幸福和安全的追求與獲得。同年7月4日,美國第二次大陸會議在費城批准《獨立宣言》,宣佈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造物主”那裏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789年8月,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認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闡明于莊嚴的宣言之中。

  然而,西方近代人權理論和政治文件中的人權概念反映了西方資産階級的視野,具有文化和歷史的局限性。這些文件中所説的“人”,並不包括婦女、交不起稅的貧困人口、少數族裔和殖民地人口,權利的內容也只是包括了一些基本的公民自由權。

  英國1689年《權利法案》主要包括限制國王的權力和保證議會的權力(立法權、財政權、司法權、軍權等)這兩方面內容,法案中的英國“人民”專指城鄉有産階級,並不包括農民和下層工商業者等普通群眾。

  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美國1787年《憲法》明文規定了保留種族歧視的條款,不承認黑人、印第安人、婦女具有和白人男子同等的權利,允許奴隸制度的存在,選舉受到膚色、種族、稅收等因素的限制,在分配眾議院各州代表名額時,黑人人口按3/5的人口折算,等等。美國《人權法案》中的“自由”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

  法國1789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中指的是“男人”和“男公民”,不包括婦女、有色人種、華人、窮人。在法國大革命中,絕大部分議員認為,婦女是天生的弱者,她們缺乏主見、感情用事、性情多變,是“一種交換的對象,她本身就是一種財産”;婦女缺乏獨立的身份和人格,只是“公民的老婆或一個國家的女居民”,是社會和男性的保護對象;她們只能享有自然權利,而無能力參與公共政治事務。因此,議會明確地否認了婦女的選舉權,甚至連“婦女沒有理性的天賦,只有少數傑出的婦女能享有權利”的妥協性提案也遭到了否決。制憲議會還于1789年12月22日通過關於選舉權的法律,將全體法國公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只有積極公民才享有選舉權。為爭取婦女權利,法國的奧琳帕·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1791年發表了《婦女和女公民權利宣言》,宣稱“婦女生而自由,在權利上與男子是平等的”,但她最終被送上了斷頭台。

  二、《世界人權宣言》制定過程中對傳統人權概念的發展

  二戰後起草《世界人權宣言》(下文簡稱《宣言》)的過程,使人權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洗禮下不斷豐富發展。194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給《宣言》起草提供建議,致函全球範圍內的各國專家學者調查各國的人權觀念。許多國家在回函中,都對自己文明中的人權觀念作了詳細闡述,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學者。

  在《宣言》的制定過程中,許多國家都發表了主張和建議,其中既有加拿大、荷蘭、美國、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瑞典、紐西蘭等西方國家,也有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中國、印度、巴拿馬、黎巴嫩、埃及、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代表在起草工作一開始就提出,“人權宣言必須涵蓋西方以外的觀點”,《宣言》中應該更多地體現“全球共識”的人權理念,而非西方中心主義的人權觀。正如紐西蘭政府在對宣言草案的回應中所指出的,所牽涉的國家處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其經濟和社會結構並非符合同一模式,其他哲學理念所處的歷史條件並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多麼渴望儘早達成人權上的一致,都必須給予充分的時間使各國政府能夠考慮其他政府的觀點和評論,使不同的觀點得以調和,以便達成最大可能的一致。

  在《宣言》起草和制定過程中,人權概念得到了豐富與發展。

  1.從上帝賦予的權利到與生俱來的權利。西方傳統人權概唸有著深刻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它通過將人權與上帝相聯繫來論證人權的正當性。這不僅對於一些世俗文化的國家是難以接受的,而且對於具有不同宗教文化的國家也構成接受的障礙。中國代表指出,中國人佔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他們有著不同於基督教西方的思想和傳統,這些思想包括好的舉止、禮儀和禮貌以及體諒他人。中國代表並沒有主張《宣言》應當提及這些內容,只是主張刪除關於“自然”的一切表述。最終,聯合國第三委員會決定避免宣稱、暗示或否認國際人權體系是基於任何自然、本性或上帝的基礎之上。法國代表勒內·卡森(Rene Cassin)對此評價認為,《宣言》最終能夠被全世界所接受,大部分應當歸功於它的純粹世俗性質。

  2.從男人的權利到男性和女性平等享有的權利。傳統西方人權概念主張的是男性的權利,婦女並不被作為享有人權的主體。如果人權是作為所有人的權利,就必須擺脫這種性別歧視。

  在《宣言》的起草過程中,從最初的秘書處大綱,到卡森草案,再到日內瓦草案,草案文本中的“人”都用“men”的表述。丹麥的貝格特魯普(Bodil Begtrup)女士以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身份參加會議,提出應當用“human beings”代替“men”。這一建議得到了印度代表梅赫塔(Hansa Mehta)夫人的支援,並得以在宣言中實現。

  3.從白人的權利到各種族平等享有的權利。在西方17、18世紀提出各種保障人權的政治文件之時,正是西方國家向非西方國家大量殖民並殘酷屠殺和奴役殖民地人民之時。因此,傳統西方人權概念設定的是歐美白人的權利。人權要成為各民族人民普遍接受的價值共識,就必須消除種族歧視,擺脫歐美白人狹隘的種族視域。

  在《宣言》起草過程中,當法國和菲律賓代表提出《宣言》應當重視各種族的平等時,中國代表以起草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給予支援,並認為,在人權平等方面,《宣言》有必要強調人類種族的團結和一致性這一觀念,這樣才能保證《宣言》始終能夠被正確理解,以及避免將來任何以種族不平等的名義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並要求記錄員在會議記錄中明確記錄這一觀點。中國代表主張,《宣言》不僅要強調權利平等,還不應忘記“人的尊嚴”平等。起草小組採納了這一建議,《宣言》最後文本不僅在第一條保留了“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的表述,而且在第二條明確了“不分種族、膚色”的權利平等原則。

  4.從“消極權利”到包括“積極權利”。傳統西方人權的主要內容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些權利要求國家和政府不得干涉個人的各項自由,因此被稱為“消極權利”。但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説,人權不能僅僅包括“消極權利”,還應當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這些權利要求國家和政府採取積極的措施,因此被稱為“積極權利”。要使人權成為各國的共識,就必須使人權擺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局限,擴展為既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也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在《宣言》的起草過程中,美國代表只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反對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寫進《宣言》。美國代表堅持認為,國家和社會並沒有責任保證個人實現其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人權能否完全實現取決於各國的組織和資源情況。認為《宣言》最好不提及國家在就業方面的積極責任。這一觀點遭到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反對,他們主張《宣言》中應當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白俄羅斯代表提出,在工作權利方面,應當寫入國家的積極責任:國家有義務採取所有必要措施消除失業。這一提議得到了巴西代表的讚同。中國代表支援在宣言中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觀點,並在基本生活水準權利的表述方面作出重要貢獻,使其具體包括了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宣言》最終的文本包括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內容,使人權擺脫了只限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狹隘眼界。

  5.從作為所有國家的標準到作為所有人民的標準。直至人權委員會第三屆會議審議之前,《宣言》序言最後一段仍然將《宣言》作為“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蘇聯代表指出,這意味著尚未成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人民被排除在外了。中國代表表示同意,指出“毫無疑問,那些目前尚未享有自治的人民應當被包括在《宣言》中”。中國代表主張在“所有國家”之前增加“所有人民”的措辭,以涵蓋更為廣泛的人權主體,從而“排除任何被誤讀的可能性”。《宣言》最後文本的表述確定為“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

  6. 從絕對權利到受到限制的權利。傳統西方人權體系是權利本位的,強調人權的絕對性。而許多非西方國家的規範體系或是義務本位的,或是強調權利與義務的平衡,要求權利受到社會公共利益的限制,要求人權的享有者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因此,要使《宣言》中的人權成為各國的共識,就要擺脫人權的絕對主義,使其受到社會公共利益的限制,體現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在《宣言》起草過程中,巴西代表認為《宣言》應當關注與權利相對應的義務,並認為不應當表述為國家“限制”個人權利,而應當將表述修改為“這些權利的行使以他人的權利、國家的法律要求和博愛的責任為‘條件’”。它還要求將對結社自由的限制適用於那些意在以暴力破壞社會和政治秩序的結社行為。墨西哥代表建議將對權利行使的限製表述為“每個人在行使其權利時,應受到他人權利、法律對自由的保障、所有人的福利與安全以及民主國家的公正要求的限制”。印度代表在評論中對於針對一些國家沒有履行人權義務而建立的國際人權機製表示擔憂,認為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國家主權。《宣言》的最後文本在第29條中體現了對權利享有者的義務要求和權利行使的限制條件,規定人人在行使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三、《宣言》發佈後人權概念的豐富和發展

  《宣言》對人權概念的“脫狹拓界”,使其成為一個人們共同接受的“母體”概念。這種“母體”概念與各地區、各國家的現實需求相結合,使人權概念日益豐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民族和人民自決自主權。在非殖民化運動和亞非拉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推動下,殖民地國家人民在人權的框架下提出了民族和人民自決權、自然資源與財富主權等權利。這些權利屬於民族和人權整體,超越了傳統人權的個人權利範疇。1955年4月,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主發起和召開的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此次會議的基本問題就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和保障民族獨立。大會一致通過《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1961年,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在南斯拉伕貝爾格萊德召開,會議通過《不結盟國家的國家或政府首腦宣言》與《關於戰爭的危險和呼籲和平的聲明》,提出“必鬚根絕一切形態的殖民主義”。第一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促成了77國集團的誕生。1964年,在埃及開羅舉行的第二次不結盟首腦會議通過了《和平與國際合作綱領》,以取得自決權和主權平等為前提,更加鮮明地站在反帝、反新老殖民主義的立場。1966年制定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將民族和人民自決權及自然資源與財富主權寫入了這兩個公約。

  二是積極權利。傳統人權概念專注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等“消極權利”,但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推動下,社會主義國家將工作權、基本生活水準權、社會保障權、健康權、教育權和文化權等納入人權範疇。這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屬於所謂的“積極權利”,超越了傳統人權的“消極權利”範疇。1961年歐洲理事會成員通過的《歐洲社會憲章》也將許多經濟和社會權利納入其中。1966年制定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確定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弱勢群體權利。傳統的人權概念強調權利的平等享有,但隨著社會群體爭取權利運動的興起,許多社會組織提出了對婦女權利、兒童權利、殘疾人權利、老年人權利、原住民權利、少數族裔、移徙工人權利、無國籍人權利的特殊保護。這些特殊保護要求超越了傳統人權的權利平等原則。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非洲裔美國人為了爭取實質平等和特殊保護開展了曠日持久的爭取民權的鬥爭,迫使美國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發佈《平權法案》,給少數群體保留相應的配額,以增加他們在高等教育、住房、經濟合同、工作競聘及其他福利領域的機會,使少數族裔和女性在很多社會領域的競爭中可以享受若干照顧。聯合國相繼通過了一系列有關保障婦女權利、兒童權利、殘疾人權利的宣言和國際公約,特別是1963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和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7年《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和1980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和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以及2006年《殘疾人權利公約》等。

  四是集體權利。發展中國家提出了和平權、發展權和環境權等人類或一國集體享有的權利。聯合國通過了有關和平權、發展權和環境權的決議和宣言,將這些權利宣佈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1984年《人民享有和平權利宣言》,1979年《關於發展權的決議》和1986年《發展權利宣言》,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

  四、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對豐富人權概念作出的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遵循《宣言》的基本精神推進中國人權事業持續發展。在推進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黨和政府特別強調要將《宣言》提出的人權普遍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有效促進了中國人權保障水準的不斷提升,為豐富人權概念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中國提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並通過保障生存權和發展權有效地促進了其他各項人權的發展。中國人民在爭取人權的長期鬥爭中,深知生存是享受各項人權的現實基礎。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就領導人民掀起了“反饑餓”鬥爭。新中國建立初期,黨和政府把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作為自己的頭等大事和最緊迫的任務,採取積極措施促進經濟發展,僅用三年時間就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準,使人民的基本生活狀況得到大幅改善。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出小康社會的建設目標,充分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1991年發表的第一本《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總結了中國人權實踐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生存權是中國人民長期爭取的首要人權”,“沒有生存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在1995年發表的《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中,又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將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擺在首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採取全面措施大力開展“精準扶貧”“深度扶貧”,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使得貧困人口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到切實保障。截至目前,中國有7億貧困人口成功脫貧,為國際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中國提出各項人權應當協調保障。中國政府在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的同時,強調各項人權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協調保障。正如《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所總結的,“將各項人權作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協調發展”。(《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障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通過土地改革保障農民的財産權利,通過擴大就業保障人民的工作權利,通過義務教育和掃除文盲運動保障受教育權利,通過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和公共衛生服務保障人民的健康權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保障水準不斷提升,特別是通過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來保障人民的社會保障權利,通過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公共文化服務保障人民的文化權利,通過完善城鄉低保制度、保障房建設、安全飲用水設施建設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準權利,通過環境保護制度保障人民的健康權。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就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加強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特別是通過健全司法體制保障公民享受公平審判的權利,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自由遷徙權利,通過資訊公開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通過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各種媒體的建設保障公民的表達權,通過協商民主建設保障公民的參與權,通過廉政建設保障公民的監督權,通過基層選舉和人大選舉制度保障公民的選舉權。

  第三,中國提出對特定群體的人權予以特殊保護。一些特定群體由於其特殊的生理狀況或在社會歷史中的特殊狀況,如果不予以特殊保護,就無法與他人實際平等地享有各項人權。為了使這些特定群體能夠與其他社會成員實際平等地享有各項人權,中國採取了一些專門的制度安排對這些群體成員的人權予以特殊保護。在婦女權利保障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通過的第一部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對婦女在婚姻方面的權利予以特殊保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並通過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對婦女在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權利予以了特殊保護。在少數民族權利保障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此後,中國又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對少數民族的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予以特殊保護。在殘疾人權利保障方面,中國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在兒童權利保障方面,中國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在老年人權利保障方面,中國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在國家制定的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都對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特定權利的保障作出了特殊的要求。

  第四,中國提出集體人權的概念,認為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應當協調發展。中國人民在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過程中深切體會到,民族和國家的集體人權得不到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也就失去了現實的政治基礎。第一、二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促進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均衡發展”或“協調發展”。在民族和人民的自決權方面,中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主張實現民族和人民的自決權。中國強調國家主權是實現公民個人人權的重要保障。在發展權方面,中國積極支援聯合國通過《發展權利宣言》。在和平權方面,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積極支援聯合國有關和平權利宣言的制定。在環境權利方面,中國支援聯合國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並在聯合國通過有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五,中國反對“文化霸權”,提倡通過對話達成人權上的相互理解和共識。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致“2015·北京人權論壇”的賀信中指出:“中國主張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各國人權交流合作,推動各國人權事業更好發展。”中國與數十個國家開展了人權對話,並通過“北京人權論壇”等國際研討會來開展不同國家間的人權交流,促進人權共識的形成。

  (作者: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後)

  責任編輯: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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