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德治思想述要

2018年07月06日 09:00:00
來源: 《紅旗文稿》2018/13 作者: 曹德本 鄭維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我國古代德治思想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豐富內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掘我國古代德治思想,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方面。我國古代德治思想是一個豐富而完整的理論體系,現擇其要者概述于下。

  一、任人唯賢的思想

  我國古代德治思想最為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治國者的素質,治國者的素質成為善政德治的關鍵環節,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成敗。這個關鍵環節可以概括為賢者治國。所謂賢者,司馬光講,“德行高人謂之賢”(《進修心治國之要札子狀》);朱熹講,“賢,有德者”(《論語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我國古代德治思想注重君、臣的自身修養,提倡為君者要有君道,為臣者要有臣道,其中心內容是講賢者治國,任賢選能,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孔子指出,作為統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舉賢才”(《論語·子路》),“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孔子認為,作為君主,修身至關重要,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孔子主張任用賢才,認為任用正直的人,民眾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賢者,則民不服。孔子的任賢思想得到後世歷代思想家們的繼承和發展。

  孟子認為:“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輔世長民莫如德”,“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醜上》)“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孟子·盡心下》)孟子認為,作為君主,要自身正、行仁義,這樣才能四海歸順,天下太平。孟子繼承了孔子“舉賢才”的思想,明確提出了尊賢使能的思想,主張任用官吏要尊崇賢者,使用能者,讓他們在位在職。

  漢代賈誼提出了“君明、吏賢、民治”的思想,他説:“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于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新書·大政下》)賈誼主張,作為君主要做到“明”,指君主要按“仁、義、禮、信、公、法”行事,才能慎於政事,選吏要任賢,吏以愛民為忠,這樣,君明、吏賢,才能治民。他認為這是德治的關鍵。

  朱熹也強調賢者治國是關鍵,他説,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八)“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論語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賢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則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孟子集注》卷三《公孫醜章句上》)朱熹主張君主修身正心,認為這是最根本的大事,並主張舉用賢才,任用有德有能者,這樣,更加有利於治國安邦。

  為了治國安邦的需要,古代社會的思想家們大都提倡加強君臣自身修養,倡導任賢選能,並把聖君賢臣看成是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今天來看,我國古代推崇賢人治國,有其歷史局限性,其最終目的是為維護古代君主的統治地位服務的,而其所謂賢者,也是從統治者的利益出發而取捨的。儘管這樣,賢者治國的優秀傳統還是應該肯定和借鑒的,任人唯賢在新時代應有其全新的含義,應該按照新時代的用人標準選拔人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説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中國古代賢者治國的思想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大精華,應該為我們所繼承和發揚。

  二、以民為本的思想

  我國古代德治思想有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治國應以民為本,德治的核心就是理順民心,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內容豐富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指圍繞以民為本所構建起來的思想體系,其中心內容是國以民為本,君以安民為務,治國應以愛民、重民、寬民、足民、富民為基本方略。

  以民為本思想源於商周之際,《尚書·盤庚》記載:“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實德於民”。西周政治家周公鋻於商亡的歷史教訓,提出“保民”的思想,他説,“用康保民”,“治民袛懼,不敢荒寧”,“懷保小民”。(《尚書·無逸》)從這些歷史資料來看,在商周之際,已經出現以民為本思想的萌芽,進入春秋時期,隨著社會動蕩,統治者認識到,依靠神的力量已經不能維護自己的統治,對民眾的力量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

  孔子也有民本思想,《論語》記載:“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論語·子路》)“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孔子認為,治理國家要以富民、愛民、寬民為重,把民眾擺在重要地位,統治者要認真嚴肅地對待政事,取信於民,仁愛百姓,孔子的這種思想得到後世思想家的闡發。

  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孟子認為,民、社稷、君三者的關係,民最為重要,沒有民心的安定,就沒有社稷的穩固,也就沒有君主的權位,所以,孟子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認為,暴君失天下在於失民,失民在於失民心。得天下在於得民,得民的關鍵在於爭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得到天下,民心向背關係到社稷安危存亡。

  李世民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李世民在歷史事實面前看到人民的力量,他從君、國、民三者關係出發闡述了君依靠國、國依靠民的道理,認為對民剝削過重,就像割肉充腹一樣,富了君主而國家滅亡,治國必須以民為本。

  在中國古代社會講德治,主要是處理好君、臣、民三者之間的關係。古代社會的治國就是君主通過臣來實施對民的治理,指的就是君、臣對民的態度,民為國之根基,民心的向背關係到古代統治者權力地位的穩固與否。可見,中國古代社會所講的以民為本,與今天新時代的以人民為中心是有著根本區別的。古代講民本,主要是指理順民心,維護君主統治地位,今天講的以人民為中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以民為本思想蘊含著優秀的德治傳統,可以創新性發展,為新時代所繼承和弘揚。

  三、見利思義的思想

  我國古代德治思想有一個堅實的倫理基石,那就是義利統一觀。在中國古代,義利之辨源遠流長,內容豐富,有的思想家主張重義輕利,以義為先,以義導利;有的思想家主張義利雙行,基本思想傾向是義利統一。義利之辨源於商周,到春秋戰國時期已成為人們普遍探討的問題,在後來一直成為歷代思想家關注的問題。

  孔子較早論及義利關係問題,他講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裏仁》)“見利思義”,“義然後取”。(《論語·憲問》)孔子重視民的衣食等物質利益,但他認為君子懂得的是義,小人一味地追求利,把重義或重利作為區別君子、小人的分野。他主張見利思義,以義的原則來取利,反對“不義而富且貴”。孔子的義利觀主張見利而不忘義,先義後利,反對一味地追求利而不顧義。

  孟子講道:“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告子下》)“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張先義後利,把義放在首位,在生之利與死之義不能兼得的情況下,應該舍生取義,把死之義看得比生之利更為重要,在義利關係上,主張先義後利,義以導利,義重於利。

  朱熹指出:“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卻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在其宜而為之,則無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七)“竊聞之古賢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朱熹的義利觀主張先行仁義,不急於追求功利。

  我國古代的義利之辨都是與治國相聯繫的,其基本思想傾向是義利統一。我國古代思想家大多都承認人的慾望、物質利益的合理地位,同時主張應以道義引導民眾的利欲之心。義利統一作為確立道義與利益關係的原則,引導人們在物質利益面前,以道義為重,使治國有一個可以遵循的倫理準則。抓住了這個問題,也就抓住了治國的根本問題。

  我國古代所倡導的道義,是有其歷史局限性的,與我們今天所講的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是有著根本區別的,但其中蘊含著可以創造性轉化的優秀思想基因。中華文化強調“君子喻于義”“君子義以為質”,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

  四、以和為貴的思想

  我國古代德治思想以和諧作為其理想追求,強調以和為貴。具體而言,就是把追求人際和諧、群體和諧、天人和諧作為治理至境。德治追求和諧,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儒家所主張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三大和諧”的重要體現。

  人際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表述為:“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人和”(《孟子·公孫醜下》)。中國傳統文化講修身,主張人通過修身,實現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精神境界,在實現人自身和諧的基礎上,實現人際關係的和諧。實現了人際和諧,就可以超越人際關係中狹隘的利益交換關係和急功近利傾向,人與人之間以誠相見,處在和諧有序的關係之中。

  群體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表述為:“同群”(《論語·微子》),“人能群”(《荀子·王制》),“群居合一”(《荀子·榮辱》)。中國傳統文化主張通過德治實現群體和諧,群體和諧的含義應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指國家、社會對民負責,以民為本,把愛民、重民、富民作為基本的治國方略;另一方面是指人生活在群體中,要樹立群體意識,人對群體應有責任感、義務觀念和奉獻精神。

  天人和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表述為:“以和天人”(《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婓松之注引《獻帝傳》),“統和天人”(柳宗元:《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中國傳統文化講平天下,主張通過平天下實現天人和諧,天人和諧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中國傳統文化主張,人生於天地之間,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人源於自然,人的理想目標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是天人和諧的理想境界。中國傳統文化主張,人道源於天道,天人和諧必須以人類自身和諧為基礎,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類高尚的道德理想追求,“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我國古代講“和諧”是從古代社會的天下大一統觀念出發的,與我們今天所講的和諧是有所不同的,這是其歷史局限性之所在。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講和諧須充分體現時代特點、時代要求,尤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國古代德治思想所包含的寶貴精神財富與守舊的傳統觀念形成了鮮明對照,必須進行辯證分析,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優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研究我國古代德治思想,就是要弘揚我國優良德治傳統,為當前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供借鑒,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不斷前進。

  (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尹霞 馬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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