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黨的社會治理思想創新

2018年04月08日 11:03:11
來源: 《紅旗文稿》2018/7 作者: 王國斌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社會建設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高度重視社會治理工作,圍繞社會治理的定位、目標、格局、重心和實現途徑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見性的新論斷、新要求、新舉措,形成了豐富的社會治理思想。認真總結近年來黨的社會治理思想創新,不僅有利於提高對黨的社會治理思想的理論認知,同時對新時代的社會治理實踐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社會治理定位創新: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概念,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這裡,習近平總書記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內涵做出了科學界定。其中針對社會建設問題,提出了“社會治理”的概念。

  縱觀黨的領導人講話和黨的文件,直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社會管理一直都是被定位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責或職能,創新社會管理被看作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受傳統社會管理思維和體制的影響,在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中,政府成為社會事務管理的唯一主體,忽略了包括社會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在內各社會主體在社會建設過程中的作用,進而導致國家部分社會建設政策的實施因缺乏多元主體互動而未達到預期效果。強調“社會治理是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這一定位創新,體現了黨對社會建設規律認識的新飛躍,也為我們深刻理解社會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的重大意義提供了導航作用。以社會治理理念解決國家治理中的社會問題,對於提升國家治理水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會對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産生積極影響,進而能夠更好地解決國家治理中的社會問題。

  社會治理目標創新: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長期以來,受傳統的“穩定壓倒一切”思想的影響,黨的領導人講話和黨的文件中多次提及社會管理的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社會管理理念指導下的社會建設把維護社會穩定作為其基本目標和核心價值追求。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在論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時強調:“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此時,確保社會充滿活力的思想已經提出,但是為維護社會穩定,一些領導幹部視社會管理為管理社會,重治標輕治本、重事後處置輕源頭預防,管理手段單一;不善於運用道德約束、輿論引導、心理疏導等手段,工作方法簡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對於群眾的各種維權行為高度緊張,嚴防死守,部分地區甚至出現與民爭利、侵犯群眾利益的亂象,嚴重損害了黨群、幹群關係。可以説,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傳統行之有效的、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等顯然已經很難適應現階段我國社會建設環境的新變化和人民群眾的新需求。因而,必須把握社會建設規律,創新社會建設目標,全面提高社會建設品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將社會治理目標確立為“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雖然與傳統的社會管理目標只是二字之差,但不同目標所呈現出來的社會建設效果卻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説,社會活力主要強調要發揮各社會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和保障各社會主體的切實利益,也就是強調各社會主體能夠在開放、有序的社會環境中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各得其所。社會治理理念指導下的社會建設,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多元社會治理主體將會在社會治理的實踐中各盡其能、各展所長、各得其所,從而為構建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社會治理目標提供可實現的途徑。

  充滿活力與和諧有序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其統一性邏輯關係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和諧有序為充滿活力提供了可以施展的社會環境及健康運作的保障。如果社會秩序混亂、動蕩,人們的基本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人們參與社會建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因失去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而無從談起。如果社會環境和諧、井然有序,輔之以適當的利益驅動和保障機制,人們參與社會建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得到充分發揮,社會自然就會呈現出充滿活力的狀態。二是充滿活力能夠為建設更高水準和諧有序的社會提供厚實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充滿活力的社會環境不僅能夠為社會的和諧有序創造各類物質基礎,同時還能提升人的素質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進而能夠為社會的和諧有序提供厚實的精神基礎。因此,社會治理必須堅持充滿活力與和諧有序的雙重目標。只有這樣,社會治理才能發揮好為實現“十三五”規劃提供基礎保障的重要作用,才能助推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

  社會治理格局創新:共建共治共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援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為進一步發揮多元治理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共用發展新理念,並強調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全民共建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新理念,不僅明確了全體民眾都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同時還強調了社會治理成果也應讓全體民眾共用。為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矛盾新變化的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又進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共治”的提出,不僅豐富和發展了社會治理的內涵,而且也為新時代所要構建的社會治理格局指明瞭方向。

  全民共建共治是社會治理的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當前,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治理事務,既要有黨委的堅強領導和政府的負責,更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建立起全民共建共治的制度保障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繼續建設好符合時代要求的生機勃勃的社會治理新事業。

  全民共用是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而要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中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社會治理,要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坐標,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共用發展的新理念,“全民共用,即共用發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用、一部分人共用”。在社會治理領域,全民共用是內在要求,全民共建共治為社會治理成果的全面共用提供了現實可能性,通過全民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創造出巨大的社會治理成果,全民共用社會治理成果就有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社會治理重心創新:“落在”城鄉社區

  過去,社會管理重心長期停留在對基層社區的垂直管理上,強調基層政府的權力;基層政府與城鄉社區工作上的指導、支援和幫助關係,實際上變成了行政上的領導和被領導關係。社區由於在人、財、物等方面受制于政府,工作人員津貼、辦公經費和活動開支等由政府撥付,支出項目也要經政府審批,因而不得不承辦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佈置的行政任務,成為依附於政府的“準行政組織”。城鄉社區管理機制在社會管理的體系下運作,自主性不足,無法充分發揮社會團體、民辦非企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以及人民團體在城鄉社區的作用,致使社會訴求表達不暢、社會矛盾調處不及時、群眾參與城鄉社區服務渠道不通等問題長期存在。

  社區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如果社區治理得不好,整個國家治理體系就會因為基礎不牢而出現各種問題。同時,社區治理又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利益緊密相關,城鄉社區的服務能力和管理能力直接關乎社會治理的水準和效率。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治理工作,唯有抓住重心,才能有的放矢。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要深入調研治理體制問題,深化拓展網格化管理,盡可能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到基層,使基層有職有權有物,更好為群眾提供精準有效的服務和管理”。抓好城鄉社區治理這一社會治理重心工作,就是通過建構合理的治理體制機制,讓基層有職、有權、有物、有人,進而實現精準有效的回應社區居民管理和服務需求的目的。為加快補齊城鄉社區這一社會治理“短板”,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明確指出:“城鄉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重申,“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社會治理途徑創新:多管齊下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創新社會治理途徑的新思想。黨的十九大強調: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總的來説,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途徑已經呈現出多管齊下的鮮明特徵。

  第一,發揮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規範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從依法治國的角度強調“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如何發揮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規範作用?首先,社會治理要體現出法治的精髓和要旨。社會治理涉及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因而必須做到公平公正、以人為本,讓治理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廣大人民。其次,要加強社會治理領域的立法,“對涉及完善社會治理的法律抓緊制訂、及時修改”。社會治理的各個主體履行治理職能,要求具備法律的授權,而法律授權主要是通過立法層面來解決。各個主體的社會治理職能邊界和履職方式由法律確定。最後,嚴格執行社會治理相關法律,“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準”。總之,發揮法治在社會治理的規範作用,就必須把嚴格執行社會治理相關法律放在重中之重,要在嚴格執法程式、建立健全高效的執法體制方面著力,切實抓好落實工作,進而增強執法效果,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準。

  第二,堅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借助於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特別是要注重運用資訊整合共用技術。通過資訊共用,可以加強科技政策與社會治理等政策的協同,形成目標一致、部門協作配合的政策合力,提高政策的系統性、可操作性。特別是要注重運用大數據技術,通過推動各個領域的大數據創新運用,打造出精準治理、多方協作的社會治理新模式,進而提高社會治理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第三,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十三五”規劃綱要的第十七篇專門論述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並明確強調要通過“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發揮社會信用體系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國外經驗表明,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可以形成迫使人們必須守信的倒逼機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要特別注重商務誠信、政務誠信、社會誠信、司法公信等方面的信用建設,提高全社會信用水準,進而提升社會治理水準。

  (作者單位: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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