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演進及其應對

2018年02月11日 10:00:00
來源: 紅旗文稿 作者: 吳志成 吳宇

  世界正面臨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刻轉變,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出現了明顯的逆全球化傾向,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民粹主義的泛起,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走向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逆全球化趨勢反映了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不斷外溢,也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演進面臨新的挑戰。在當今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調整的背景下,理性認識逆全球化現象,既有助於審慎思考全球化的利弊,也有助於理性認識逆全球化實質,為有效應對逆全球化提供啟示與思考。

  一、逆全球化的表現及其原因

  逆全球化是指與經濟全球化相背、國際合作和相互依賴逐漸消減的全球性發展趨勢。從發展態勢看,當前的逆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一是自由貿易理念邊緣化,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推進艱難,區域性貿易投資碎片化,貿易保護主義以新的表現形式向全球蔓延,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尤其受害。二是全球經濟陷入持續的結構性低迷,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上升。美國和部分歐盟國家的移民、投資、監管和社會保障政策等去全球化趨勢明顯。特朗普將美國的問題歸因于外部因素,直言要趕走所有非法移民,修建高墻以阻攔墨西哥人,並推出了舉世震驚的“禁穆令”。三是部分西方國家保守化內顧傾向加重,國家干預和管制極端化。本輪逆全球化動向具有強烈的政治力量主導性。過去反對經濟全球化的力量來自民間社會,政治力量則極力助推經濟全球化,但如今這種局面似乎發生逆轉。歐美國家利用國家權力限制本國資本、企業的自由流動,強行干預自由市場機制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國家經濟管制極端化。四是主要大國回歸國家主義立場,參與國際發展合作的意願減退。法國、義大利、德國等國極右民粹主義勢力抬頭,英國通過脫歐公投,特朗普力推“美國優先”戰略甚至退出《巴黎協定》。西方世界內部的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力量圍繞利益、規則的博弈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環境複雜嚴峻。考察西方逆全球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部分國家出現治理危機。這是逆全球化的內在根源,突出表現為公共政策減效失靈,國家治理能力、制度活力和創新不足。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條件下,西方國家治理的適應性下降並陷入制度性困境,越來越難以有效回應民眾的訴求,特別是無法限制並消除政治資本化的嚴重危害,也難以承擔政府應有的政治責任和發揮社會正義作用,因而激起普通民眾對決策精英的不滿。英國公投脫歐與特朗普逆襲上臺充分凸顯了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亂象,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兩極分化,國家治理出現危機。

  第二,個別大國的霸權任性和責任缺失。這些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固守國家本位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國際責任觀念和人類命運情懷淡薄,在國際發展上急功近利,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其戰略和行為霸道任性,給經濟全球化的公平正義合作秩序造成嚴重傷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隨著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的霸權任性和責任缺失展露無遺。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宣稱只買美國商品和雇傭美國工人;罔顧全球氣候治理責任,退出《巴黎協定》;不願提供全球公共産品,大幅減少對外援助。

  第三,國家間發展更不平衡。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也使一些國家越來越邊緣化。這類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獲益有限,但面臨的風險和壓力不斷增加,與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國家之間的差距拉大,矛盾加劇,惡化了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生態。與此同時,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發展也不平衡,雙方在國際秩序上的矛盾凸顯。一批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順應相互依賴的發展趨勢、借助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和平臺,逐漸崛起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力量。但是,西方國家則呈現出經濟發展疲軟、經濟實力相對衰弱的態勢。新興國家尋求在全球性治理機制中擁有更大的代表權和發言權,而佔據傳統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不願轉讓權力,雙方圍繞國際體系主導權展開了競爭。

  第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危機。逆全球化趨勢凸顯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陷入制度性困境,儘管西方發達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物品、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意願減退,但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使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成為大勢所趨。面對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演變,全球經濟治理需要與時俱進、因時而變。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平等為基礎,更好反映世界經濟格局新現實,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二、逆全球化的嚴重危害

  逆全球化的發展不僅助推了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地區性崛起和民粹主義的全球性泛起,而且給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發展帶來了諸多危害。

  一是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貿易風險。逆全球化阻礙國家之間的貿易、投資、貨幣與金融聯繫,增加了世界經濟增長與運作的不確定性,一些國家的宏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出現失效,不僅導致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與衝突,形成保護主義壁壘和排他性區域集團,而且對國際貨幣與金融市場的不當干預容易造成全球匯率波動,甚至出現貨幣與金融危機的風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為穩定國內經濟秩序而實行的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不僅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出口,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本和金融風險,而且惡化了世界經濟環境和全球政治生態。

  二是影響全球價值資源分配。逆全球化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結果,勢必對全球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産生破壞性影響。部分發達國家的保守主義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對自由世界市場的不信任,加劇了孤立閉鎖的經濟活動和文化融合之間的矛盾,極大地影響著全球資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此外,由於主要大國回歸傳統國家主義立場,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減退,超國家行為體、次國家行為體在全球價值分配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國際機制對大國行為的規製作用進一步減弱,也加劇了當前的逆全球化。

  三是激化社會矛盾與政治不穩定。逆全球化實質是經濟全球化利益受損的國家或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採取的各種反全球化措施。它導致各種破壞性的社會政治運動,甚至引發社會分裂、動蕩與失序,激化全球性的政治與社會危機。英國的脫歐公投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政治與社會危機充分體現了逆全球化對國內秩序的破壞作用。脫歐公投前,留歐派和脫歐派各自展開造勢活動,加劇了業已嚴重的政治極化現象,撕裂了英國社會。脫歐公投後,留歐派舉行了大規模遊行示威,百萬人要求重新進行二次公投,引發了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危機。

  四是衝擊和割裂國際政治關係。逆全球化加深了國際政治分裂,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裂。為獲取更大利益,發達國家趨於保守的對外經貿和政治交往,甚至抱團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削弱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聯繫和國際社會和平合作共贏的發展態勢。而且,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競爭國際主導權的背景下,兩者的分裂會進一步加劇雙方的戰略互疑。發達國家憂慮新興國家改變現行世界秩序,危及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則擔憂發達國家進行聯合遏制,蓄意破壞自身發展。雙方不斷增加的戰略互疑將加深國際政治關係的裂痕,為國際合作和相互依賴的前景蒙上了陰影。

  五是導致經濟全球化減速甚至停滯。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生産要素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流動,社會網路超越傳統的政治、地理邊界,公民的身份認同趨於多元化、複雜化。但是,西方國家日益保守的國家主義傾向人為阻礙了生産資源在世界市場中的最優配置,降低了國際合作和相互依賴的程度。鋻於發達國家依舊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引領著全球科技創新,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影響舉足輕重,西方的逆全球化趨勢勢必帶來經濟全球化減速甚至停滯的隱患。

  三、理性認識和應對逆全球化

  面對逆全球化演進的風險,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大國應該著眼全球共同利益,加強協調合作,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動者和貢獻者,更應該趨利避害,積極增擴經濟全球化深化之利,為反制各種逆全球化行為和政策,推動構建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發揮引領作用。

  一是加強“逆全球化”研究,理性認識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是當前在西方世界出現的與經濟全球化背道而馳的發展動向,是經濟全球化不充分不均衡發展長期累積的集中爆發。從這一角度出發,要全面客觀認識經濟全球化的利弊,深刻反思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消極和負面問題,注意從經濟全球化的逆勢或反全球化的抗議中汲取教訓,引導人們科學、冷靜、辯證地看待“逆全球化”現象,進而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總體積極趨向。

  二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加強國家治理能力建設。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現凸顯了加強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緊迫性。國家治理強調用法治化和制度化手段促進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良性互動。因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加強法治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理順國家與市場、社會的關係,優化國家治理能力。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進程,提高執政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與程式化。

  三是推進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構建符合時代需求的新型經濟全球化。逆全球化暴露出西方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功利態度:當經濟全球化符合本國意志時就極力推動;一旦經濟全球化不利於本國利益,則固守狹隘民族主義。面對形勢的發展變化,經濟全球化在形式和內容上面臨新的調整,理念上應該更加開放包容,方向上應該更加普惠平衡,效應上應該更加公正共贏。這種新型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參與更平等、競爭更包容、發展更共用,特別是要消除等級化、不平衡和掠奪性等負面因素,通過公正合理的戰略安排和規則體制,修正缺乏節制和規制的經濟全球化模式。

  四是積極參與和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提高經濟全球化運作品質。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和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中國要敢於承擔全球負責任大國責任,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以開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態,維護和拓展我國發展利益,為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創造必要條件。在增強全球規則制定權的同時,中國也需要規範經濟全球化的失序、混亂問題,不斷改善經濟全球化運作環境,有效提升全球治理品質。

  五是堅定支援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理念,合作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在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美歐等西方國家退卻時,中國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經濟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理念的支援和擁護。習近平總書記表示,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在現實治理進程中,中國繼續支援多邊貿易體制,反對任何保護主義行為,推動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發展,通過化解南北矛盾,減少對發展中國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尤其關注處於經濟全球化邊緣的不發達國家,引導經濟全球化實現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以開放型經濟推動世界共同發展。

  六是積極推動全球治理變革,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長效機制建設。逆全球化也反映了全球治理體系與全球權力格局不匹配,突出表現為西方國家在全球治理機制中擁有遠超出其國家實力的代表權。因此,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和規則制定能力,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應該成為全球治理改革的著力方面。為有效供給全球公共産品,中國需要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反對市場分割和排他性經濟機制,更多擔當推動和引領全球風險治理的責任,推進開放普惠的全球多邊治理機制建設。

  (作者: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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