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及化解之道

2017年09月06日 13:53:50
來源: 紅旗文稿 作者: 張 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三大“赤字”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於治理的赤字,即當前全球治理體系、規則和能力不能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導致全球層面秩序紊亂。

  當前,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導,出現治理失序與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維方式密切相關。要解決全球治理赤字,亟須探索創新治理理念,運用中國等非西方文明的治理智慧,對當前全球治理理念、規則進行補充、修正、提升,為化解全球治理迷局提供新思路。

  一、全球治理赤字纍纍

  “赤字”本是財政上的概念,指入不敷出。將其用到全球治理上,形象描繪了當前全球問題上升而治理能力下降的欠缺狀態。突出表現為:現有治理規則不適應形勢變化、治理不充分、措施不管用、結果不公平。

  1.不適應。現行全球治理規則是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設計制定的,並在冷戰中得到強化,體現了西方的價值理念以及當時的權力結構,但現在過時了。一方面,隨著全球化和資訊化的快速推進,各國之間的交往更加廣泛深入、相互依存更加突出,相應地也帶來一系列全球性的新問題,且非一國之力或少數西方大國協調所能解決。另一方面,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70%,“歷史的火炬似乎正在從西方傳遞到東方”。但現行全球治理規則未能反映這種新變化,難以協調解決全球性的矛盾和問題。

  2.不充分。與全球性問題的廣泛性相比,全球治理的範圍和領域都還不夠,存在廣度上的“赤字”。在治理內容方面,當前的治理重點仍是軍事、經濟等傳統問題,對恐怖主義、難民問題、傳染疾病、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網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治理還很不夠。在治理主體上,目前仍以主權國家尤其是大國的協調治理為主,沒有充分發揮中小國家、跨國組織等的作用,對各種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缺乏有效整合、規範和引導。比如,前段時間勒索病毒肆虐全球,急需各國及跨國組織加強協調、合作打擊。

  3.不管用。因為治理規則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治理範圍和參與主體有限,全球治理舉措自然不管用、不見效。在經濟領域,各國“只掃自己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缺乏有效的政策協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沒能發揮應有的協調治理作用,導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展不平衡加劇。在政治領域,西方大國漠視規則、迷信強權,打著推廣民主、保障人權的幌子干涉他國內政,賣武器、挑爭端、拉偏架、搞政變,導致世界局勢動蕩、地區熱點持續發酵、恐怖主義蔓延肆虐,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全球治理幾近失效。比如,美國以導彈和陰謀強推“大中東民主計劃”,以為能迎來一個“阿拉伯之春”,結果打開的卻是戰亂和恐怖主義的“潘多拉之盒”。

  4. 不公平。任何政治行為,尤其是全球治理,必須有其道德原則,必須體現公平正義,方具有正當性、合法性。但是,當前全球治理既不合理也不公正。首先,治理規則不合理,現有規則以維護西方國家利益為目的,沒有充分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利益。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投票權被西方大國牢牢掌控,改革進展緩慢而不充分。其次,治理位勢不平等,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呈現“中心—週邊”結構,發達國家是“中心”的“治理者”,而發展中國家則是“週邊”的“被治理者”。(盧靜:《當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評論》2014年第1期)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權、話語權嚴重不足,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與其人口、國土、實力、文明等不相稱。在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實踐中,西方國家枉顧道義責任,利用規則制定許可權制發展中國家發展。比如,在國際貿易領域,發達國家以綠色壁壘、智慧財産權懲罰等方式限制新興經濟體發展。

  二、西式治理思維的缺陷

  全球治理出現失靈,表面原因是西方主導制定的治理規則和控制的國際組織沒能有效發揮作用,本質上是西方強調爭權奪利的國際政治思維與強調協商共贏的全球治理理念不相融。

  1.二元對立思維。西方思想傳統中有著強烈的二元論思想和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在哲學上,從柏拉圖、笛卡爾至黑格爾的西方哲學傳統都強調“主客二分”,認為主客體相互對立,衝突是世界的本質。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傳統中,這種二元對立思想同樣是主流,從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理論到新現實主義的“文明衝突論”,以及新近提出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都認為衝突是國際關係的本質,是不可避免的。

  在國際政治實踐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等級制聯盟體系,冷戰時以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為對手,冷戰後全世界尋求新的對手,堅持“非我西方其心必異”,宣稱“非我模式其制必敗”,認定“國強必爭霸”,冷戰思維陰魂不散,對中國等新興國家時時防範、處處遏制,不利於各國之間的友好合作,更是推進全球有效治理的思想障礙。

  2.經濟理性思維。西方思想傳統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傳統,充分肯定個體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並認為自利的個體“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成社會的利益。”([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楊敬年譯,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3版,第382頁)這種思想深深影響了西方經濟、政治思想和政策實踐。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多肯定行為體的理性和利己主義,商業自由主義因此樂觀地認為經濟相互依賴自然帶來和平與發展;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更是認為各個理性的利己主義者為獲得自身利益,勢必自願維持和遵守規則,因為規則能給合作雙方帶來絕對收益。

  基於利己主義的規則治理理論有其價值,但過分強調利己主義也存在明顯問題。若各國都極力追求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最大化,勢必導致高度競爭和激烈博弈,規則管控衝突的有效性值得懷疑。而且,不合理的規則可能使守規者利益受損,實力強大者可能因違規而獲利更大,各行為體很可能不遵守規則。此外,行為體是否理性?能否準確認識到自身的絕對收益?問題的答案並非顯而易見。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環境治理等領域談判進展不大,就與這種只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思維有關。比如,美國特朗普政府搞貿易保護、退出《巴黎協定》等行為,就是追求短期個體利益而不顧長期整體收益、不遵守國際規則和承諾的負面典型。

  3.強權至上思維。二元論思想還衍生出了強權思維,因為二元對立論強調主客二分、強弱相別,並且主體必然征服客體、強者必然統治弱者。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普遍認為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只能奉行“叢林法則”,推崇弱肉強食、勝者為王,所謂“強權即公理”。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同樣崇尚“霸權治理”,現實主義認為霸權國建立並維持了國際秩序,自由主義認為霸權國推動了國際制度的建立,都強調霸權國是國際治理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近現代西方人的觀念中,西方是強者、“善”的代表、人類發展的典範,非西方、發展中國家則是弱者,是需要被征服和開化的蒙昧之地,各國應該充滿感激地幸福生活在“西方治下的和平”之中。

  歷史上,西方以堅船利炮、燒殺搶掠征服了亞非拉的廣袤地區,建立了遍佈世界的殖民地。今天,西方依然奉行干涉主義、霸權主義,動用新聞媒體、跨國企業、情報機構甚至戰鬥機和巡航導彈,強制推行所謂西式民主人權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對非西方國家不僅動用“批判的武器”,而且實行“武器的批判”。全球治理強調多種文明共存、多種治理理念互補、多方力量平等協商,與奉行文明優越論、干涉有理論和一元治理觀的強權思維格格不入。

  當然,我們批判西方治理理念的負面影響並非簡單否定西方智慧。一方面,西方思想有力推動了世界的發展進步,西方治理理念和治理規則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西方二元對立的衝突思維、利益至上的“理性”思維和惟我獨尊的強權思維不利於全球治理的推進,是出現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

  三、善用中華文明智慧化解治理赤字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然而,現在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治理理念及規則無法有效引領全球治理。因此,亟須創新治理理念,吸收全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融合各種治理思想,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具正當性、普適性的新理念。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今日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應該充分“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

  1.和諧共生理念。中華文明追求天人合一,強調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彼此和諧共存、各安其位,認為多元共生是世界的本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多元會聚、交感生化以至“萬物通”。在這個多元多樣多彩的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種文明只有和諧共生、共同發展,才能使人類社會生機勃勃、繁衍傳承。搞單邊主義、單極世界,強推一種文明、一種道路、一種模式,只會讓世界陷入衝突之苦或枯竭之痛,以致天下大亂、“天下無邦”。

  相比于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中華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價值共識,以此構建一種多元治理體系,有利於推進全球治理、和平發展,推動人類社會從“他人是我的地獄”的“霍布斯叢林”轉變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2.協商共治理念。中華文明推崇“禮之用,和為貴”“以和邦國”,強調各行為體之間平等交往、友好協商、相互包容。突出平等相待,認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文明不分高低優劣,彼此平等、互敬互愛。平等是多元共治的倫理基礎,只有堅持各國主權平等,推進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才能使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突出溝通協商,強調各行為體應作為平等的主體共同書寫國際規則、共同治理全球事務,彼此懷著真誠和善意,以協商談判代替衝突對抗、以和睦相處代替相互鬥爭,以平等自願代替強買強賣、以全球共治代替 “一國獨霸”,“有話好好説”,使治理成為管理、協調與平衡關係的過程。

  突出開放包容,強調各國應以包容寬和之心看待彼此的利益衝突和理念差異,在大事上求同存異,在小事上寬容禮讓,避免讓分歧發展為你死我活的鬥爭。人類有差異和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終應該尋求“和而解”,而非“鬥而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各國因相異而相吸,必然在相互切磋、相互借鑒中達到相互補益、相互增進的效果,所謂“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3.合作共贏理念。中華文明具有獨特的天下觀和義利觀,注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強調“天下一家”,堅持從更加廣闊的視野看待自身及“全家”利益,以大局為重、以人類整體利益為重,“不僅希望自己過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過得好”,注重各國互助合作、聯動發展,走向共同繁榮。

  相比西式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至上、自我至上、強權至上思維,中華文化思想中有更多溫情、道義的底色,對這個失序的世界無疑是一劑解藥。中華文明傳統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強調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種文明共生共榮,強調從人類長遠和整體利益出發建構命運共同體,強調“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具有正義性、包容性、開放性,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是創新治理理念的重要思想資源。

  中華文明中“尚和合、崇正義、求大同”的價值理念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與強調共存、共治、共贏的全球治理價值高度契合。但是,當前的國際政治現實依然是權力、利益主導,現實主義理論仍是主流,理想主義如何避免成為高緲的口號?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為此,要加強對全球治理、國際體系、中西文化比較等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找到中國治理智慧與歷史經驗、時代精神、現實情況的共鳴,與西方及其他文明的治理理念和治理規則的最大公約數,形成一整套系統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一整套具有操作性、普適性及可持續性的制度體系和具體方案,確保在理論上立得住、在現實中行得通。

  四、推進全球治理的中國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講,“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責任也有需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呼籲推進全球治理變革,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全球治理問題進行專題學習討論,提出了全球治理觀、新安全觀、新發展觀、正確義利觀、全球化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張,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為化解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1.中國方案。當前,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日益增多。針對一系列全球性問題,中國鮮明提出了“中國方案”。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系統提出了全球治理四大模式,強調“要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要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要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要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給迷茫的世界帶來了驚喜。隨後,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呼籲,面對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要合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用”,並從夥伴關係、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為人類社會實現共同繁榮指明瞭方向。面對全球化發展遭遇逆流干擾、地區合作面臨退步的局面,中國及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

  2.中國作為。積極倡導和踐行新型全球治理觀,推動中國理念上升為國際共識,以實際行動化解全球治理赤字。積極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維護聯合國在處理國際和平與安全事務中的核心地位和主渠道作用,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促進全球多邊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主辦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G20杭州峰會以及出席一系列重大多邊外交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頂層設計,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革,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變革。在對外交往合作中踐行互利共贏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推動全球和地區發展戰略對接、政策溝通協調,實現共同發展。

  3.中國擔當。積極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提供各國急需的全球公共産品,增進了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彰顯了中國的大國擔當。著力提供全球安全産品,以建設性姿態參與伊核問題、朝核問題、敘利亞問題的對話和談判,深入參與國際維和行動,努力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著力提供全球發展動力,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著力提供全球公共基礎設施,幫助各國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援建設亞投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構,推動各國聯動增長。著力引導全球化向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全力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著力提供全球綠色産品,積極推動和維護《巴黎協定》,以實際行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4.中國智慧。中國推進全球治理的價值理念、創新舉措,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品格和智慧。注重平等參與,不以力強而為霸、不以牽頭而當頭,不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不搞唯我獨尊和以強淩弱,強調各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平等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比如,中國倡議建立亞投行卻不謀求“一票否決權”,倡議“一帶一路”而不唱獨角戲,這些做法與西方以利為先、力強者霸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大相徑庭。注重開放合作,不搞傳統的結盟政治,不謀求勢力範圍,“不營造自己的後花園”,強調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堅持互助合作、共贏發展。注重漸進改良,堅持做現行國際體系的“改良者”而不是“顛覆者”,“就米下鍋”而不“另起爐灶”,以緩和、靈活的方式,在治理合作中發出中國聲音、加入中國元素、提出中國方案。比如,將亞投行定位為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補充,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密切合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當今世界,舊的國際秩序正在崩塌,新的國際秩序尚在建構之中,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要抓住國際秩序重構的契機,汲取傳統智慧,增強軟硬實力,秉持道義責任,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到中流擊水,做中流砥柱,和各國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大同”世界。

責任編輯: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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