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如何通過文化殖民掌控他國

2017年09月06日 13:53:50
來源: 紅旗文稿 作者: 陳曙光 李娟仙

    文化殖民,是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憑藉其霸權地位,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通過文化符號系統的強勢傳播,向“他者”輸出自己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企圖同化“他者”,教會“他者”如何依託西方的價值觀念去思考、用西方的話語去表達、參照西方的模式去實踐,使“他者”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言、美其所美、行其所行。其最終結果在於瓦解“他者”民族文化根基、削弱“他者”文化主權意識,從而實現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形成西方式的一元文化體系,將世界永久置於西方的統治之下。

    

    文化霸權是文化殖民的操盤手。長期以來,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由的交流、交融和交鋒,文化不是在各個國家、民族間的雙向或多向互動,而是在文化霸權的操控下,“自西向東”單向輸出。

    世界範圍內權力格局的不平衡性,為文化殖民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文化殖民之所以呈現為西方之於“他者”的單向輸出,就是由西方在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霸權地位決定的。自二戰以來,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西方國家因其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等硬實力方面的先發優勢,使其在國際關係中處於主導、支配和統治的地位。而非西方國家,則相對處於被支配、被統治的劣勢地位。毫無疑問,誰擁有更多的權力,誰就能把握先機,掌握主動權、決定權和支配權,誰就掌握了別人的命運。

    文化殖民,正是西方秉持“弱肉強食”法則的必然選擇,是西方權力擴張的必然産物,也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維的體現。西方憑藉其在硬實力方面的先發優勢,人為地將文化主權國家主客二分,視自己為權力主體,將東方客體化、他者化,並以主體的“優越性”和“支配性”為據點,強迫“他者”被動接受其價值觀念。西方的目的在於將硬實力方面的優勢轉化為軟實力的優勢,從而實現贏者通吃。由於硬實力方面的差異,西方國家對文化輸出的內容、方式等具有決定權;而其他國家,除了被動接受,別無選擇。

    西方文化橫行世界,首要的不是因為它本身的優越性,而是源於它背後的硬實力,源於權力主體的操盤。文化殖民貌似是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軟實力的較量,實則是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的抗衡。因為,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不具有直接的效力,它只有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才能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權力。總之,文化殖民作為一種軟實力的擴張,它是依託于硬實力的支撐而奏效的,反過來,硬實力的擴張,也離不開軟實力的保駕護航。一方面,硬實力為軟實力的擴張提供物質保障、強大後盾和技術支撐;另一方面,文化殖民為西方這一權力主體獲得經濟利潤,實現霸權統治鳴鑼開道。前者是後者的堅強後盾,而後者則是前者的天然保護色,是前者的精緻的包裝。

    

    資本是西方社會的真正主人,資本邏輯是西方文化殖民的內在動力。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邏輯是資本邏輯,不僅經濟領域服從這一邏輯的統治,文化領域同樣服從這一邏輯的主宰。

    文化殖民,源於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源於資本的擴張本性。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曾預言,“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這種從屬關係,正是文化殖民的社會歷史根源。眾所週知,資本的本性是實現無限增殖。不知饜足地乃至不擇手段地追逐利潤、實現利潤最大化,是資産階級的最高目標。而當國內無法實現這一目標時,向外擴張就成了資産階級的最佳選擇。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産階級正是通過對內剝削和對外擴張,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發動戰爭、實施經濟掠奪來佔領資源和市場,不斷進行資本擴張。在資本擴張過程中,西方文化也順勢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為西方國家的掠奪行為提供辯護與支撐,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以實現其思想上的征服。這正如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所言:“輸出美國的資本,就是輸出美國的價值觀。”

    資本追求無限增殖的本性,促使文化淪為資本增殖的手段。西方文化産業的巨大繁榮背後,體現的正是極力追求資本增殖的魅影。西方國家為了尋得新的利潤增長點,都傾向於把資本轉移到文化領域,將文化資源不斷開發成可實現價值增殖的文化資本,將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一同注入經濟生産和資本迴圈系統中,獲得經濟收益,實現資本增殖。正是由於文化産業成本低而利潤大,也正是由於文化産業有暴利可圖,才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亨和寡頭們趨之若鶩。

    以美國為例,其文化産業在GDP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並迅速席捲全球文化市場。美國影視傳媒産業的發展,使得迪斯尼公司、福克斯電影公司、哥倫比亞電影工業公司等一度成為影視巨頭,並壟斷好萊塢長達半個世紀。《環球時報》曾發表文章指出:“美國500強企業前10名都在中國投資,它們在中國的生意份額已超過其本土,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而在這前10名中,文化企業佔半數以上。美國通過其大眾文化産品在全球的銷售,既可獲得豐厚的外匯,又可宣傳其價值觀。這種新殖民主義比戰爭侵略和遏制策略更加冠冕堂皇,也更具有隱蔽性。哪有利潤,哪就有資本。資本從來不會眷顧沒有利潤的行業,正是資本不斷逐利的本性,使它從經濟領域滲透至文化領域,極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文化殖民的進程。

    

    文化殖民,是一種文化符號的輸出。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編碼在符號系統中,利用其話語優勢和先進傳播手段,植入到“他者”的意識觀念之中,並對其進行“洗腦”,是西方文化殖民所慣用的把戲。

    西方一些國家憑藉其話語優勢和先進的傳播手段,借由文化工業布道,將所謂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識形態觀念,標榜為“普世價值”;將所謂“休閒”“娛樂”“舒適”的生活方式,勾勒成現代生活的樣板,企圖以此來桎梏“他者”對民主制度和美好生活的想像。這實際上是想通過文化的符號化,傳播西方的政治價值、生活方式等,使“他者”産生一種崇拜和歸附心理,從而使“他者”美其所美、行其所行。

    話語掌控是西方一些國家推進文化殖民的關鍵環節。西方正是憑藉其在經濟、技術以及網路傳播體系中的話語霸權,來主導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擴展其意識形態,強化其軟實力建設,奠定其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話語具有重塑的功能,它可以使“主體”與“客體”或“自我”與“他者”的表像失真。西方憑藉其話語優勢,一方面不斷地美化自身,鼓吹“種族優秀論”“普世價值論”,使自己的“完美”形象更加“逼真”;另一方面,極力醜化、甚至妖魔化“他者”,使“他者”不斷失真,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圖像裏有許多“非中國元素”的原因所在。一種話語的獨尊就意味著一種霸權。西方一些國家憑藉其在話語方面的先發優勢,極力鼓吹“西方中心論”“西方優越論”“普世價值論”等,實則是為西方推進文化殖民搖旗吶喊、擂鼓助威;而“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等論調接踵而來,則是為西方進行文化殖民杜撰理論依據。這些論調無不站在西方的立場上,目的在於讓“他者”向西方靠攏、向西方看齊。

    廣告參與使文化殖民更加行之有效。人們大多認為廣告不過是宣傳商品的手段,但事實並非那麼簡單。廣告一方面是商品的美化與宣傳,一方面又是輸出國的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的綜合表現。英國作家道格拉斯説,“從廣告上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理想”。美國歷史學家布爾斯廷更是直言不諱:“在移居新大陸、擴張經濟和建立美國生活水準方面,廣告一直屬於美國文明的主流”。在資訊化時代,廣告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孔不入。通過廣告,西方所呈現給世界人民的是旅行、休閒、咖啡廳、高爾夫、挑戰極限運動等“美好”的生活情調,正是這些桎梏了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也讓根本沒有條件享受這些的人盲目追求“更高”的生活水準。這不僅是經濟上的誘惑,更是精神上的殖民。它使“他者”對西式的生活更加嚮往、對西式的價值觀念更加認同。西方國家通過無限重復的廣告,以一種“填鴨式”的方式,讓受眾在不知不覺中、在無意識中受到“誘勸”。

    

    西方一些國家推行文化殖民,目的在於實現世界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普世化,從而形成以西方文化為價值尺規的一元文化體系。這種價值尺規西化的結果就是“他者”民族文化根基的瓦解、文化主權意識的失落。西方國家正是企圖通過掌控“他者”文化主權,來引起“他者”政權更疊,從而將世界置於西方的統治之下。

    西方國家以“普世價值”來標榜自身價值的所謂“合法性”,力求用所謂的“西方評判標準”來衡量世界文化,從而實現思想的征服和文化的霸權。例如,美國學者詹姆遜認為,文化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標準化;美國的電視,美國的音樂,好萊塢的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東西”。這是想要用美國的文化尺規來丈量色彩斑斕的世界文化。著名的卡通文化研究者伯克指出,美國的卡通片使受眾産生了這樣的觀念,“美國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們所想要的,美國人的優越性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每一個人的最佳利益”。這種論調雖有些誇大其辭,但也確實是一些主張全盤西化者的心理的真實寫照。西方國家積極兜售為強權者利益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對被殖民者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識進行滲透、同化和改造,其結果就是造成被殖民國民族主體意識的失落、民族虛無主義的氾濫、民族自豪感的喪失,這不僅會動搖其他民族國家的理想信念,而且還會動搖它們文化主權的根基。

    文化主權的淪喪是西方文化殖民的隱形結果,也是西方文化殖民的最終企圖。文化主權,關乎每一個民族的前途、每一個國家的命運。一個國家沒有佔主導地位的統一的文化,就沒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西方國家耽視文化主權,隱藏其後的則是更大的利益需求和政治陰謀。他們企圖憑藉殖民文化所形成的“統治意志”,控制和掌握被殖民國家的政治主權,來實現自己的霸權統治。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所説:“我們同東方交往越多,我們就能使它受西方典範力量更大的衝擊。……這些種子有朝一日定會結成和平演變的花蕾”。

    量變達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變,形式嬗變常常是內容嬗變的先聲。文化主權的對抗在一定條件下,會發展成為公開的政治主權的爭執。這是冷戰後民族主義興起及許多地區性衝突的誘因。美國原國土安全部部長湯姆·瑞琪曾説:“恐怖分子不僅是懷揣炸彈的人。思想與文字同樣會對我們的安全造成嚴重影響。”因為思想與文字具有無形的力量,而“這種無形的力量沒有導彈驅逐艦護衛下的貨輪那樣氣勢洶洶,但是它卻能夠散佈在全球性的廣闊空間,影響千百萬人的思想感情, 從而能最終改變導彈和貨輪的歸屬”。不幸的是,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21世紀初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就像受到魔咒一樣被言中了。

    文化的征服是最徹底的征服,文化的屈從是最徹底的屈從。西方國家,不費一顆子彈,就能在他國掀起軒然大波,甚或導致政權更疊,這正是文化殖民的效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西方一些國家推行的文化殖民,正在以更加隱蔽的形式向全球擴張。這可謂後患無窮。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對此必須提高警惕,絕不能等閒視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思想研究”[批准號:15ZDA003]、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援計劃項目“中國學術話語的基本問題研究”[編號:NCET-13-0433]和湖北省2014年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構建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尹霞 馬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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