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

  明代的何良俊,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是掌管文書的一個小官。張半洲任南京總督時,何良俊論列數事,其中一條是“肅威刑”。

  他説,總督受命出師,朝廷給與令牌,等於授以生殺予奪之權。而逗撓軍機、臨陣畏縮者很多,至今沒有斬一人以徇。如此治軍,要想取勝,是很難的。郎中盛南橋聽了説:“你是想讓我輩殺人呀?”何良俊説:“殊不知殺一人,乃所以保全千萬人也。今獨憐惜殘兵敗卒數十人,而不念東南被殺者千萬人也。這千萬人,難道不是一條條性命嗎?”一席話,説得盛南橋啞口無言。

  作為管理文書的一個小官,何良俊可以説是個典型的“書生”了。但他的這番話,卻是明事理、識大體之言,不可簡單地以書生之言視之。如果把這個意思,從治軍推廣到治國理政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在《四友齋叢説》中,何良俊引用孔子的話:“政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明朝立國之初,正承元末法度廢弛之時,所以專用重典,以肅天下,因而人心帖服。而到萬曆年時,明朝已承平二百餘年,士大夫行姑息之政,祖宗之法蕩然無存,如不以重典肅之,天下必至於叢脞而不可為。孔子説“糾之以猛”,絕不是徒為苛刻,而完全是為了國家安寧。

  明代的嚴刑峻法,歷史上是有名的。但懲貪除惡,不可能不觸動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招致反對也是預料之中的事。這從何良俊的議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説:“一切姑息,則吏緣為姦,不無冤抑,而強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銜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則保姦養蠹,所害不小。若剛明之政,則姦宄畏威,豪右斂跡,野無冤鬼,獄無滯囚,其設施豈不截然可觀?”他用事實説話,有力地堵住了那些反對者的嘴。

  “經世之道,方圓已耳。方以持世也,圓以調世也。”“蓋天下之紀綱法度,以方守之則可振,而以圓通之則易壞。”

  幾百年前的新安縣,民尚利而使氣,凡可以阻撓政令實行的,無不想方設法加以阻撓。汝南劉公任新安郡守,三年政成,向朝廷報告,當時的文壇巨匠袁中道給他寫了一篇序,闡述其對劉公治理的看法。袁認為,新安這種情況,如果採取圓融調和的治理方法,不但治不好,而且會“有善不得賞,而為善者怠;有惡不得罰,而為惡者橫。私意日熾,公道日廢”。

  劉公也看到新安“風俗積痼之處”,所以他在治理時“一切救之以方”。上任後,利必舉,害必除,豪強盡鋤,冤抑盡雪,寒素盡收,權不旁貸,澤不下壅,終於“成就一段光明正大之業”。至此,人們才知“天下有必不可廢之公道,有必不可遂之私情。宇宙間自有不愛一錢之清吏,不畏強禦之男子”。

  劉公何以能做到這樣?關鍵是他不為流言所擾,意志堅定,勇於擔當,“健骨剛腸,山峙鼎立”,視流俗之榮辱是非,無異於蚊虻之聲過耳,毫不為動。袁中道因此而感慨:“治天下,則實心任天下之事;治一郡,則實心愛一郡之民”,如此則“紀綱法度可振,人心風俗可回,是斡旋世道之一法也”。

  “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吏治混濁,貪腐成風,積弊日深,人不思進,而以寬治之,無異於舍銜勒而駕馭狂奔的野馬,停藥石于生命垂危的病人,這只會使馬跑得更猛,人病得更深。

  《紅樓夢》第33回,寫賈寶玉因流蕩優伶、淫辱母婢等事,遭賈政毒打。面對上前解勸他的人,賈政反問:“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釀到他弒君殺父,你們才不勸不成!”這番話,説得極為痛切。因為他清楚地看到,以寶玉的頑劣,如果再發展下去,將至於不可收拾,所以絕不能再容忍了。

  治理之道,是寬是嚴,關鍵要看現狀。如果亂糟糟一團,甚至禮崩樂壞、舉世萎靡,還説什麼“寬大為懷”,就等於放任與縱容。

  有人説,當今的反腐是一場“人心爭奪戰”,是黨心與民心的“進一步握手”。反腐敗鬥爭之所以能形成壓倒性態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排除干擾,堅定信心,鐵腕鯁骨,決不手軟。敢於“得罪千百人”,是為了“不負十三億”。心裏有這一筆政治賬、人心賬,必能在正風肅紀的路上走得更堅決、更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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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良俊,袁中道,書生,紅樓夢,明代
( 網站編輯:王潤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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