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收買”與“離間計”在秦統一過程中的作用

  討論秦朝統一大業的完成,可以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層面。如:既可以從長時段的角度來討論,就是漢初政論家賈誼開創的視角,注意“奮六世之餘烈”的延續性,也可以從秦王政(即後來的秦始皇)即位後的局勢入手展開探論;既可以從戰略佈局的宏觀層面、也可以從戰術運用的操作層面來展開研究。本文討論問題的時段,設定於秦王政吞併六國的攻堅戰時期,關注的重點側重於從“戰術運用”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討論的切入點是:以重金收買六國中的大臣,進而破壞六國的君臣關係,破壞其軍事防禦佈局與能力,可以有效地消除統一進程中的障礙——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陰謀”,在戰國後期的特定局勢之下,是極富實效性的。本文的基本結論是:這種策略、甚至不妨稱之為“陰謀”,在促成秦人最終順利完成統一的歷史進程中,發揮過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而此前的歷史研究,對這種作用的估量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似乎是“英雄所見略同”,對秦王政先後提出這種建議的,是秦國和秦朝歷史上兩位名臣:尉繚與李斯。先有尉繚向秦王政獻策:“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勿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後有李斯鼓動秦王政:“以秦之強,……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並提出具體建議,“陰遣謀士赍持金玉以遊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傳》)

  這樣的手段,是否在吞併六國的過程中,收到了實際成效?答案是肯定的。我們至少可以找到齊、趙兩國的國王近臣和國家執政官員被秦人所收買的文獻記載。

  論及戰國後期的列國軍事實力,趙國不容低估。名將李牧,是趙國的軍事砥柱,也是秦軍征服東方的一大強敵。就秦、趙兩國的總體國勢和軍事實力而言,秦國無疑佔有絕對優勢,然而,就是在這樣強弱分明的態勢之下,李牧發揮其傑出的軍事才幹,率領趙軍多次取得了戰勝秦軍的奇跡。請看: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秦派出大軍攻趙,李牧率領趙軍在肥(今河北省晉縣西)禦敵,大敗秦軍。李牧因功受封為武安君。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李牧再度擊敗秦軍的進攻。在秦國大軍的連年進攻之下,當時的趙國軍隊,唯有在李牧做大將統籌指揮時才可以有所作為。説李牧是一身而關係趙國安危的人物,也不是虛言。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軍包圍了趙都邯鄲,李牧受命統領大軍抗敵。值此關鍵時刻,趙王遷的寵臣郭開被秦國重金收買,他在趙王面前屢進讒言,説李牧意圖謀反。昏庸的趙王遷,居然信其讒言,捕殺李牧,而自毀長城(李牧在危急之時,兩次擊敗秦軍、以及受饞被殺之事,詳見《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附李牧傳》)。

  關於李牧死於秦人重金收買之下的離間計,《戰國策》也有明確記載,與《史記》可以互證:“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于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戰國策》卷二十一《趙四》“秦使王翦攻趙”條)

  我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史記》的相關篇章中,不避諱李牧死於秦人陰謀的事實(從史料來源推測,這應該反映了秦人對此事不加避諱的態度);秦人對齊國發動的統一之戰,齊軍束手歸降,秦人不戰而勝,其實是秦人重金收買了齊國丞相後勝的結果。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在《秦始皇本紀》中的兩處文獻記載,表明秦始皇在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就極力否認他們曾經收買齊相後勝之事。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後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這是史家之筆。此處的表述,應該是司馬遷據《秦紀》而來。最值得玩味的是在統一天下之初,秦所公佈的一道詔書。詔書的前半部分,歷數六國君臣的“失德失信”,用來反襯秦國將其逐一滅國是正義之舉。其中,説到齊國自取滅亡的一段文字是“齊王用後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如果僅僅根據這段詔書的文字來看,秦始皇對後勝是深惡痛絕的,似乎後勝是鼓動齊王與秦為敵的核心人物了!如此一來,也就把秦人收買、利用齊相後勝的幕後活動完全掩蓋起來了。

  齊相後勝被秦人所收買的這段歷史真相,好在還有《史記》的《田敬仲完世家》留下了鐵證:“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後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一併于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

  《戰國策》中也有可以互證的材料:“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戰國策》卷十三《齊六》,“齊閔王之遇殺”條)

  仔細分析秦國吞滅趙國和齊國的歷史記載,我們可以發現:以重金收買敵國的高層人物,並且施加離間計,由此剷除抗秦的關鍵人物,對秦國的最終獲勝,是發揮過特殊作用的。假如秦人不是動用“重金收買”之計,利用被收買的郭開離間趙王與李牧的關係,造成了李牧被冤殺;假如李牧可以繼續指揮趙軍作戰,則秦國吞併趙國的步伐必定會被阻滯,統一天下的進程或許有變。再看齊國的國勢,在戰國的前中期,齊國一直是東方大國,曾經有過與秦國並肩稱雄的輝煌。西元前288年由秦昭王主導的“齊秦稱帝”舉動,就可以反映出東西兩強並立的真實狀態。雖然後來齊國經歷了“弱燕破強齊”的深創而一蹶不振,但是,它畢竟是東方的大國。假如齊相後勝不被秦人所收買,他只需要按照戰國時代列國之間常見的“互相掣肘”的常態,在秦國出兵攻伐其他五國時,齊國派出援軍,共同抵禦秦軍,那麼,秦軍吞併諸國的行動也必定受到制約。在後勝的主導之下,偌大的齊國,坐視秦軍對其他國家各個擊破而袖手旁觀,最後齊國的命運居然是不戰而降。

  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序》中曾經如此總結戰國時代的列國關係:“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説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一語道破了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爾虞我詐、機變百齣。秦國有意識地使用“重金收買”加“離間之計”,確實把這種戰術運用得極為高明。

  當然,以“重金收買”加“離間之計”剋敵制勝,並非秦始皇君臣的發明。不必追溯太遠,我們回顧戰國後期秦趙兩國的征戰歷史,就可以找到一個典型的案例:秦昭王四十七年,在秦趙“長平之戰”的關鍵時刻,秦相范雎派人攜帶千金入趙推行反間之計,目的就是破壞趙王與大將廉頗的關係。結果是:趙王中計,臨陣易帥,解除了廉頗的統兵之權,代之以“紙上談兵”的趙括。直接導致趙軍在長平之戰的全軍覆沒(參見《史記》卷七三《白起列傳》)。其效果之明顯,是不言自明的。本文之所以重視尉僚、李斯獻策背景下的“重金收買”加“離間之計”,是因為它直接加快了秦始皇完成統一的進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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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記,秦人,離間計,閔王,秦昭王
( 網站編輯:唐淑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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